司法公允被看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妨害作证罪正是通过维护诉讼活动的正常秩序,保障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确保国家司法职能的适正。遗憾因立法技术落后,其罪状的表述存在瑕疵;加之立法与司法解释之间存在权力错位,引发了诸多实践难题,亟待解决。本文第一部分为犯罪嫌疑人妨害作证行为的处断疑难。按照犯罪对象的不同分为妨害同案犯和被害人作证两类。本文认为该两类行为皆可罚,不能滥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不得纵容刑事和解的范畴被轻而易举地逾越,从而维护刑法的尊荣,有效发挥本罪的功能。第二部分为以言辞请托方式妨害作证的认定困境,通过解释本罪构成要件中“等方法”得出结论,对妨害作证的行为方式,不应过分强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应着重考察行为客观产生的作用。即使行为人没有使用人身危险性较强的“暴力、威胁方法”或具有较大诱惑力的“贿买方法”,只以“言辞请求”方式实施行为,只要客观上能对同案犯、被害人起到较大影响作用,可能妨害其客观作证的,就应当以本罪论处。第三部分为虚假诉讼中妨害作证的定性争议。根据目的不同又分成因侵权妨害作证和为维权妨害作证。文章认为,对于前者应依法具体区分,从一重处罚或数罪并罚;而后者是行为人在公力救济不能及的情况下滥用权利而犯罪,行为主观恶性较小,可酌情从轻、减轻处罚。第四部分为案发后妨害作证的认定争论,高发于交通事故领域,多表现为行为人肇事后找人顶替。本文认为,妨害作证行为的时间跨度涵盖诉讼前、诉讼中及诉讼之后的全过程,肇事后找人顶替的行为侵犯了新的法益,不能归结为“肇事后逃逸”,也不宜作为包庇罪的教唆犯,应认定为妨害作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