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竞技体育的发展,尤其是在1979年我国的国际奥委会资格恢复之后,国家对竞技体育的重视逐步提高。进入21世纪,国家又先后发布《2001-201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和《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效果是极为显著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我国一举夺得28块金牌,位居世界第三；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实现金牌“零”突破；2004年雅典奥运会我国再添32枚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历史性取得金牌榜首位,拿下51枚；2012年伦敦奥运会获得我国在境外参赛的最好成绩38枚金牌。我国奥运战略目标成功实现。然而,若以当今世界体育强国的发展实践和我国现行主流的价值观来考量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可以更多地看到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尤其是当前政府管理理念逐步由“管治型”向“治理型”转变之时,提供公共服务被视为政府管理改革的内在动力。如此背景下,作为我国体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竞技体育自然脱离不开转变的命运,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也不能没有竞技体育的参与。于此,本文探讨的竞技体育公共服务制度建设乃是在新时期环境下对我国竞技体育和公共体育服务结合的制度层面思考。本文主要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公共性、竞技体育公共服务制度建设的必要性、理论基础、基本原则、现实意义做了理论分析与归纳,并结合现实案例进行了论证,最后对推进我国的竞技体育公共服务制度构建提出了对策研究。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1.我国竞技体育具备公共性特征,但需要对原先的举国体制模式进行完善,应在大力发展精英竞技体育的同时,加强对群众性竞技体育的投入；2.“零贡献命题”和已经产生出的竞技体育公共服务现实案例是建设我国竞技体育公共服务制度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使然；3.竞技体育公共服务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及新公共服务理论；4.建设竞技体育公共服务制度有助于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可以分享竞技运动平台、推动体育产业发展,这是它的现实意义；5.我国竞技体育公共服务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组织与管理制度、生产与供给制度、职责与分工制度；6.我国竞技体育公共服务的配套制度涵盖有公民参与制度、差别多样制度以及监督评价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