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包法利夫人》为对象,分析了“疾病”在其中所发挥的叙事功能,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它体现在对爱玛的情爱叙事的架构当中。由于爱玛对情爱生活的热烈想象与夏尔迟钝的感受性之间的巨大差距,两人的婚后关系可以用三重失语状态来加以概括。它们分别是:爱玛没有能力表述和反思自己的情爱想象,而只会模仿和消费;夏尔无法感受和回应爱玛的情爱想象,甚至无法分辨爱玛偷情的真相;爱玛的偷情行为本身不可言说。由此三重失语状态,就引出了“疾病”的他律性与自主性。所谓“疾病”的他律性是指,夏尔无法分辨爱玛外在的情绪波动和行为反常源于她的偷情行为,而只会给这种情绪波动和行为反常贴上“疾病”的标签。就爱玛而言,这个标签是由包括夏尔和奥梅在内的他人赋予她的,因而是他律性的;但是她却主动承认了这个标签,承认自己感染“疾病”,由此就有了借口和情人幽会。于是,原本他律的“疾病”标签又变成了她自主选择的结果,从而表现为自主性。正是通过“疾病”的他律性和自主性的脆弱平衡,爱玛才得到机会放纵自己的情爱想象,其结果却是打破了“疾病”二元性的平衡,同时结束了她自己的生命。由此可以看到,“疾病”对于这段以爱玛为中心的情爱叙事而言,发挥着最为关键的叙事功能。其次,它构成以药剂师奥梅为核心的社会批判叙事的基本结构。通过解析福楼拜与同一时期法国主流社会思潮的关系,不难发现,无论是保皇派、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社会主义,他都持有强烈的讽刺态度。这种讽刺突出体现在了对奥梅这一形象的塑造中。他以一种时时刻刻高谈阔论的方式呈现为对启蒙运动以来法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模仿。而恰恰是围绕着爱玛的“疾病”,奥梅阐发了最多的“宏论”,不断滋生话语的泡沫;与此同时,清楚了解爱玛“疾病”真相的读者却能够做出判断,奥梅的话语似乎在指涉、言谈外部的对象,而实际上却空无所指。话语的指涉功能被取消,话语的表现功能被突出,从而取得了突出的讽刺效果。最后,以叙事功能和象征意义的区分为出发点,围绕着对“疾病”的描写,本文将《包法利夫人》与《茶花女》、《娜娜》和《鼠疫》这几部小说进行了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另外三部小说中,对“疾病”的描写体现出非常强烈的倾向,要超出由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和事件冲突等等内容构成的叙事环节,服务于叙事以外的目的,比如抑制读者的道德立场、唤起读者的情感反应,表达作者的社会批判思想和伦理观念等。而在《包法利夫人》当中,福楼拜主要采用的是一种“病症-反应”的模式来完成对“疾病”的细节描写,从而将“疾病”封闭在文本的世界当中。这种回避作者主观声音的做法高度契合于福楼拜的社会思想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