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规模是影响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方面,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客观存在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制国家,庞大的领土和人口规模,构成了中国向现代化转变的基础。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规模以及规模治理负荷难题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同时也形成了中国道路进行学术表达的理论锚点。如何破解规模治理负荷难题,建立高效运转的规模治理体制和机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惟此,才能适应规模治理负荷难题的动态变化,有效应对国家治理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对口支援,正是党和政府带领人民在探索破解这一难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效制度。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实践,在长期的政策设计、制度供给过程中,肇始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对口支援实践逐步拓展到灾后恢复重建、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现代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对口支援制度在我国的大国规模治理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实践表明,富有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制度,激活了中国超大规模领土和人口的内在潜力,增强了中国应对各种规模治理挑战的能力和发展韧性,创造了现代化后发追赶的中国奇迹,在规模治理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规模治理不是一蹴而就可以实现的短期目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需深化改革,将规模治理视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从理论层面来看,把“国家规模”因素纳入到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视野,“对口支援”就构成了我们从整体上解读中国破解大规模国家治理难题的关键线索。那么,中国为什么需要以及能够建立起“对口支援”制度?“对口支援”有哪些基本类型与实践进路?这些路径和模式是如何运行的?在规模治理负荷转化为规模治理效应的过程中又有哪些主要功能呈现?这些都是中国规模治理实践提出的课题,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本文通过对国家规模的概念、观念等关键概念及理论的阐释,分析了单一制体制下中国面临的规模治理难题的特殊背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国家规模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一制国家,对口支援制度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解决大国规模治理难题的关键“钥匙”和制度“密码”。根据支援内容、支援形式的不同,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可以将中国特色对口支援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口支援制度的孕育和初创时期;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口支援制度的确立和拓展时期;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口支援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时期。通过梳理中国对口支援制度及实践的发展脉络和阶段性特征,凸现对口支援实践的发展变化。最后,本文从这些实践的共同特点抽象概括了对口支援实践的一般性特征,分析了基于规模治理难题不同切面的对口支援实践类型。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制度是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为了适应规模治理需求而确立起来的。然而,尽管对口支援本质上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安排,但是很难将对口支援的治理效应归结为中央政府的单方面需求。地方的积极参与同样是对口支援实现规模治理机制能够有效执行和长期维系的重要保障。因此,以对口支援运行政策过程为框架,从思想动员机制、动力机制、制度演化机制和组织协调机制等四个方面对对口支援实践的全过程展开分析,由此阐明了在对口支援实践过程中如何整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形成合力作用从而实现规模治理效应的。能否将潜在的规模优势/负荷转化为规模治理优势/规模治理效应,取决于是否具有了相应的转化条件和能力。对口支援制度实现规模治理负荷向规模治理效应的转化主要由其四个主要功能来实现:风险的转化与分散、成本的分摊、资源的整合、合力的形成。从实践结果来看,对口支援制度是我国在新时期实现规模有效化治理的制度创新,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规模治理效果。本文以五种不同类型的对口支援具体案例为分析样本,检验了对口支援实践过程中对规模治理负荷的转化效应。通过选取对口援藏、上海市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都江堰市、湖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对口支援、长津对口合作、昆山市对口帮扶阿图什市等五个典型案例作为研究样本,呈现出了不同类型对口支援实践破解规模治理难题的特殊性以及减轻国家治理负荷的内在机制。由此不仅确证了对口支援制度是党和政府有目的地运用公共权力建构的政治机制,而且呈现了这一制度在不同治理情境中的基本运行模式。本文还阐释了对口支援制度破解规模治理负荷难题,实现规模治理负荷向规模治理效应转化的内在意义,主要阐明这种转化有助于强化国家认同、重塑府际关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这对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提出对口支援制度能够有效地实现规模治理负荷向规模治理效应转化,这种转化能够充分地发挥国家规模治理的制度优势,在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强化国家认同以及重塑府际关系等国家战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文分析了对口支援制度存在的对口支援法律体系不健全、对口支援制度激励不到位、对口支援实践协调、管理和监督机制不成熟等问题。最后,本文在改进高层主导机制、改善中层控制机制和推进基层执行机制等三个方面对进一步推动对口支援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提出建议,讨论了其发挥制度优势,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价值目标,实现平衡、稳定与发展三重国家意图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