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经济领域内背信行为屡屡发生,但当代学界对背信罪的研究不多,对民国时期背信罪的研究更是付之厥如。本文系以湖北省司法档案为中心,结合其它文献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背信罪进行研究,以期从中获取背信罪与传统中国实践规则及法理基础,为现代背信犯罪立法的提供历史借鉴。背信罪最早产生于德国,日本在借鉴德国立法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背信犯罪体系,中国则是在清末变法修律时以日本刑法第247条为蓝本引入这项罪名,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法条变改主要体现在量刑规则。我国大陆地区1979年和1997年刑法并未规定普通背信罪,近年来为应对市场乱象也增设了一些特殊背信犯罪。研究背信罪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立法规制,一是“罪与非罪”的问题。先要厘清背信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清末民国时期的刑法学者多采用当时日本学界背信说的观点,认为“背信”是违背信义和诚实信用原则,背信行为就是悖于信义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背信罪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四点:第一,行为人须为他人处理事务;第二,行为人须有为自己或第三人得不法利益、或加不法损害于本人之意图;第三,行为人须为违背任务之行为;第四,行为人的背信行为须有致生损害于本人之财产或其他利益之结果。案件事实必须同时具备上述四个要件,背信罪才能成立,否则仅生民事问题,或尚属本罪之未遂;二是“此罪与彼罪”的问题。财产犯罪多有性质相近之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背信罪有关的案例绝大多数都与侵占、诈欺、窃盗等罪名相牵连,这几项罪名在主观意图和违背诚信原则的性质上相近,主要是根据构成要件在客观行为上的区别进行区分。立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一环往往超前和引领该时代价值观念,但要真正实施于司法实践,往往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结合案例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背信罪在湖北省的司法实践,可见当时背信罪立法和司法实践所呈现的关系。既有矛盾之处,例如在案件起诉阶段,背信自诉存在着明显的滥诉问题。一来是因为当时民众知识水平有限且法律普及程度不高,人们对背信罪的概念及内涵并不真正了解,发生纠纷后贸然起诉;二来是有民众明知纠纷属于民事范围,故意通过提起刑事诉讼来将事件扩大化,试图以刑事之手段达民事之目的;三来也有民众将刑事诉讼当做自己泄愤报复的工具,为玷污被告人名誉、给被告人造成拖累或图一时报复之外而提起背信自诉。在案件侦查阶段,检察官进行侦查主要是采取讯问方式,侦查结束后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但当时检察侦查的秩序比较混乱,检察官对背信案件侦查的形式也过于简单,极易存在疏漏之处。且由于在程序方面审查不严,背信案件二审撤销原判多是因程序错误。在案件审判阶段,当时湖北省的司法实践中,法官主要运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来裁判背信案件,依据常识、常理、情理、法理来认定事实。当时基层法院法官的法律专业素养较低,一审判决错判率较高,经上诉至二审甚至三审法院才得以纠正。在量刑时,法官们会考虑被告的年龄、悔过态度、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往往会处以偏低的刑罚。尽管实践与理想状态存在偏差,但整体看来,当时基层民众的法律权利意识较之前还是大有提高,检察侦查和起诉程序亦较为系统、正规。法官审判虽然存在一些错误和受限,仍反映出了时代的先进价值倾向,具有进步性。借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思考我国现行刑法背信罪的规制,可发现我国背信犯罪立法及体系仍有不足。比如,目前的立法无法涵盖层出不穷的背信行为、列举式犯罪主体使得罪名适用范围较窄、不断增设新特殊罪名会使得背信犯罪体系繁杂等。通过以上研究,本人认为在现行刑法中增设普通背信罪能弥补立法疏漏,有利于背信犯罪的体系构建,更适应目前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