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工辅助生殖技术问世以来,以现代科技为依托的代孕打破了传统“借腹生子”以性行为为受孕基础的单一模式,引发了更为复杂的伦理观念冲突和现实纠纷。虽然我国以完全禁止的立法模式对任何形式的代孕均予以否定性评价,但相关立法规定较为粗放,针对代孕行为性质界定不清,且缺乏科学的惩罚机制,立法层面存在真空地带,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法律的漏洞开展违法活动,衍生出大量不必要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纵观公众对于代孕相关议题的舆论反应,加之代孕所引发的传统伦理观念震荡和客观存在的法益侵害性,在我国延续代孕完全禁止的规制模式仍存在较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历史分析法,通过引入法律道德主义作为理论支撑,在第二章从法律与道德二者关系入手,分析代孕对传统伦理道德及亲子关系认定的影响,讨论代孕对代孕母亲及代孕儿童人性尊严的损害。本文第三章则以对代孕的伦理价值评判为基础,从血缘说、分娩说、契约说、子女最佳利益说等四个方面分析代孕中亲子关系认定的伦理问题,包括代孕中身份认同的危机、人伦关系的混乱、人性尊严的损害,并从逻辑层面加以理顺和规范,尝试对代孕引发的伦理问题及深层原因加以分析,进一步论证全面禁止代孕行为的重要性。在本文的第四章以国内儿童权利保障体系尚待优化、其道德地位与法律地位未被重视的时代背景为依托,深入分析代孕中儿童基本利益的权利和受保护利益的权利的实现困境,论证延续完全禁止的代孕规制模式的制度价值。本文的第五章则进一步展开域内外代孕法律规制模式的研究,总结不同代孕规制模式的立法特点及启示,进一步回归探讨我国禁止代孕的立法特点及延续这一模式的必要性,并尝试提出完善这一模式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