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乡村问题一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传统时期中国的乡村治理是一种简约治理,即国家虽然能够集中权力,但却难以在基层实施,对乡村的控制方式局限于简单的纳税、征兵。中国在20世纪迈入了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开始了现代国家建构之路,传统治理观念也发生相应改变,开始重视对基层的控制,表现为通过对乡村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使历史悠久的乡村社会融入现代国家建构。本文聚焦20世纪30年代这一乡村治理理念关键转型的时期,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几种乡村治理进行描述、分析和比较研究,从中寻找推动乡村治理的新途径。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社会危机、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在人口数量庞大的乡村,更是面临金融枯竭、绝对贫困、天灾人祸的多方危机。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乡村,社会各界开始了复兴农村的探索。其中,南京国民政府、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及广西新桂系主导的乡村治理实验颇为引人注目。本文以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资料为依托,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再现20世纪30年代乡村治理实际情况。第一章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了解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从而寻找本文的创新之处,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从共性背景和微观背景来分析20世纪30年代乡村治理兴起的原因。首先从宏观角度入手,分析20世纪30年代乡村治理的共性背景。然后从个案研究入手,分别考察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建设派、新桂系开展乡村治理的背景。第三章对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情况分节进行论述,并对乡村治理的效果进行考察。第四章从治理主体、指导思想、治理内容侧重点、治理方式与手段、治理路径、治理成效几方面对南京国民政府、梁漱溟以及新桂系开展的乡村治理进行比较。经过客观考察,文章得出结论,这三种乡村治理模式都没有成功解决乡村危机。20世纪30年代乡村社会并不是利于民主自治制度发展的土壤,反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是乡村社会进步阻力。在这样的环境下,乡村治理和现代国家建设好比高屋建瓴。同时,缺乏革命勇气的知识分子和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政府与地方势力也无力改变社会环境,这便注定了这一时期乡村治理失败的结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失败都是对解决乡村问题的勇敢试错。当下乡村治理应该吸取教训,从提高自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道德文化建设等方面出发,构建一个适合乡村土壤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