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有学者提出世界进入到“逆全球化”的进程中,但是“全球化”这个概念本来就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有学者(VincentMosco,Pierre Bourdieu)认为这个概念遮蔽了全球空间中存在的不平等。对于“全球化”概念的理解需要溯源到60年代的“帝国主义范式”之中。所以本文将对20世纪60年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进行历史溯源,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下,力图将“文化帝国主义”置于历史语境下去分析,对这个概念进行爬梳。本文首先探讨了“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产生的历史背景,将其放在“后殖民语境”和“世界理论体系”中进行考察,二战后美苏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军事援助,以及文化的单向输入,从而对这些国家进行“后殖民统治”。所以本文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出现的原因是在“后殖民”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现代性”的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定义一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赫伯特·席勒所建立的体系是整个争论的核心,所以本文将以“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奠基人和代表学者:赫伯特·席勒为节点,通过考察其生平、思想、及其参与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实践,去把握其对“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阐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传播学开始转向“积极受众论”以及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以约翰·汤林森、詹姆斯·罗尔为代表的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提出了质疑,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新世界格局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全球化”这样的温和的词语。席勒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对“文化帝国主义”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约翰·汤林森循着福柯话语理论,认为我们如果要想把握“文化帝国主义”概念,需要对“文化”和“帝国主义”两个概念进行考察,所以笔者将其分为“文化”与“帝国主义”两个概念进行话语分析,“帝国主义”指涉着“不平等”和“霸权”,所以我们不能使用“全球化”这样的词语来表述全球的不平等传播现象。另外通过对“文化”概念的梳理,笔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的物质性和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对“媒介的技术形态”的考察,据此笔者认为该概念未来可以从德布雷的“媒介学”中吸取力量,“媒介学”对文化的物质、技术载体的关注,是“文化帝国主义”这个理论体系需要重新考虑的一个方向。同时汤林森等学者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忽视了对个体考察的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该概念更严重的是忽视了对民族国家特殊社会现实的考察。对权力的关注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宏观,正如福柯所认为的那样:权力存在于任何地方,所以笔者认为,要在民族国家的田野中去发现生活中存在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