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员可以视为与家长制和官僚制并列的组织管理方式之一，是指一定政治主体（政治精英或政治组织）在一定名义下（一般表现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旗帜），采用舆论宣传、思想教育、树立典型、利益诱导、组织控制等方式，以获取、集中、配置资源而达成一定目标的组织管理方式。按其管理对象可以分为思想动员和社会动员。与家长制奉行非正式控制原则，靠关系、习俗、惯例等来维持管理，以及官僚制依赖理性化的规则来实施控制不同，政治动员的主要特征是激发人们的政治激情，或者构造一种政治压力，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以有效调动各种资源从而实现政策目标。 以动员的方式制定和执行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革命时期自不必说，高效率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主要凭依，但从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几乎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但在执政党治党治国采用的动员方式上却保持惊人的连续性。这一点不仅与中国传统国家迥异，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别。政策过程是政府过程乃至政治过程的核心，从政策过程的视角对政治动员的内在机理进行解析，是认识中国政治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途径，也是从中观层次构建中国政治的解释模式的一次学术尝试。 本文第一章按照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历史时段，分析政治动员方式的形成、演进和转型。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动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初创、成长到日臻成熟的过程。建国后，党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所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以其动员社会支持和改造社会结构的强大效力而继续为新政权所广泛使用，不断的群众性运动成为执政党贯彻政策目标的常规手段。改革开放后，鉴于过去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以及政治运动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代价，邓小平从根本上是反对搞政治运动的，认为应加强制度化建设。在思想动员上，邓小平将动员范围基本局限在党内，且方式更加温和；在社会动员层面，邓小平在经济建设领域上更强调重视经济规律，但在一些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如社会治安治理上等，邓小平则对政治动员仍很注重。邓小平之后，思想动员事实上已主动放弃了对普通人民群众的诉求而成为单纯的最高领导人谋求内部权威的策略；社会动员上，执政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治理则是有选择的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沿袭大规模政治动员的方式，如惩治腐败、打击犯罪和抗灾救灾等，但在政府过程中各种名目的“运动式”治理行为则随处可见。第二章，论述政治动员的三个主要基础，即影响动员模式运作的三个变量：一个强势的意识形态、一个金字塔和同心圆式的组织架构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_个以“干部”为标准的精英录用规则。只要这三个基础没有根本改变，政治动员就不可避免。第三章至第四章，分别分析政策议程设置的动员模式的两种类型、政策执行的动员模式的三种类型及其运作，并以经典案例说明。第五章，分析政治动员的政策绩效、不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合理性。最后是结论，对全部研究进行总结，认为作为一种执政和管理方式，动员模式的长处显而易见，能够将所有问题包括行政问题政治化，使党和国家能够在任何必要的时候集中精力于既定的目标，并有效地动员广大群众及全社会的资源为此而奋斗，而且决策的贯彻执行极有力度，渗透力极大，往往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一些情况下能产生其他管理方式难以企及的施政效能。在理性官僚制度缺失、公民社会不成熟和社会自组织能力弱下的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动员至少可以认为是一定约束条件下治理方式的次优选择。但政治动员的负面效应也非常明显，如在运作中易造成政策过程的不稳定等，在一定历史时期，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甚至是一场灾难，其自身也存在功能上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政治资源运用单一化与政策目标多元化的冲突。所以，应将政治动员的功能作用调适在一定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