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通过环境介质已经对公众健康产生严重威胁。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一方面,中国刚刚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中国一只脚迈入后工业化信息时代,三种社会形态交叠使得环境问题治理更加复杂。风险已经不再完全来源于自然力,更多来自人类行为,对于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人类的认知范围,风险呈现出不确定性、可能性、复杂性特征。风险属于社会建构问题,既包括客观方面又包括主观方面,各种潜在威胁进入集中爆发阶段,风险层出不尽,风险社会已经到来。环境治理方面,传统的行政管制手段失灵,单纯的市场手段无法应对环境健康问题。随着公众环境权利意识觉醒,公众对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大力推行“健康中国”战略。首先,对风险沟通制度的基本概念、制度价值进行解释。在环境健康领域进行风险沟通是回应社会转型阶段环境治理的需要、风险社会下社会治理的需要、公众环境健康权利保障的需要。风险属于社会建构问题,公众与专家、政府、企业之间存在风险感知差异,风险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存在放大的问题,引起的涟漪效应往往会超过风险事件本身。公众权利需要在环境健康治理领域中有所体现,公众意见、建议、关注焦点的被尊重、重视、关注与考量,是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措施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来源。其次,梳理了环境健康风险沟通的理论基础。借助现代风险社会理论实现风险研究视角的转变,证明风险的普遍性;以协商治理理论证明了沟通交流在风险沟通核心地位;风险预防原则证明面对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时不能以损害尚不确定为由拒绝采取行动。再次,对环境健康风险沟通制度困境进行审视。提出信任、信息公开、公众参与、风险感知差异、交流沟通渠道都是影响风险沟通成败的重要因素。最后,对完善我国环境健康风险沟通制度提出对策建议。在借鉴美国TRI制度、日本多元共治、德国公私合作经验基础上,结合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我国特殊国情,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搭建和维护风险信息平台,建立环境与健康风险信息系统和监测数据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采用听证、公众意见调查、座谈协商、社区环境圆桌会议等方式,扩大公众参与的渠道,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和激励机制,深入推进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有效性,利用信息规制和公众参与形成制度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