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对社会运动的呈现常被看作是观察当代社会生活变迁的重点。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曾说过,就媒介这一面而言,观察媒体在某一特定结构下的运作特质的绝好时机就是在社运的过程中。在既有的分析方法中,框架理论是最为普遍运用的一种。框架是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亦即是社会运动在新闻报道中被重新建构产生社会意义。而大众传播媒介实际上是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竞争之场域。因此本文主张进行社会运动的新闻框架分析,除了依循传统的媒介意识形态输入与输出研究外,更会重点关注媒介、消息来源和社会运动的三角关系,审视其背后的权力争夺和意识形态竞争,为相关研究另辟蹊径。2014年3月18日晚间,台湾学生因抗议台湾地区国民党立委暗箱操作完成《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而占领立法院,从而展开了为时近一个月的太阳花学生运动,最后以2014年4月10日学生撤离立法院结束。这是台湾历史上国会议场首次遭到公民占领。本文选取台湾四大报纸《联合报》、《自由时报》、《中国时报》及《苹果日报》关于这次太阳花学运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运用框架理论,探讨不同的政治立场如何建构新闻报道框架,从而解析意识形态建构功能的实现。对比四份报纸,在社会运动意义的建构中,媒介扮演着对事实进行有选择性的“意义化”建构的角色,不同政治立场的报纸媒体建构起来的框架各不相同,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体现了不同政党间的意识形态。观察媒介、消息来源与社会运动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呈现情况,不难发现“媒介即意识形态”这句话的正确性,以及媒介与消息来源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在台湾两极政治和媒体相对自由开放的环境下,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很容易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和利用的工具。因此,不同的媒体也就形成了不一样的政治立场。这使得媒体所呈现出来的新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台湾的纸媒与党派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尽管各媒体都极力标榜客观、公正,但也无法避开政治的“入侵”,必然会存在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与此同时,社会运动的特殊性也使得政党、社运组织以及其他一些消息来源也会想尽办法争夺在媒体上发声的机会,为此它们会采取各种策略来接近媒体,传递它们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这就演变成一种权力的争夺,媒介和消息来源构成了一个“紧密纠结”的互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