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刑事政策继续保持,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制法网日趋严密。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六条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在“宜粗不宜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立法思想的指导下,由于没有相应的配套规定进行补充,学术和司法实务界出现了关于事后知情型受贿共犯认定的争议。目前学界在事后知情受贿共犯认定的问题上莫衷一是,没有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力通说。这使得实务中在事后知情型受贿的共犯认定上存在疑惑与混乱,导致各主体罪刑失衡。本文通过整理事后知情型受贿的规范和实践现状,对事后知情型受贿的共犯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发现事后知情型受贿共犯认定的标准。本论文共由三个章节组成:第一章主要是厘清了事后知情型受贿的概念,指出事后知情型受贿与事后受贿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的差别。然后指出事后知情型受贿中共犯认定的分歧,通过对不同学者提出的观点进行整理,提炼出绝对共犯说、共犯否定说、折中说这三类学术观点。通过列举具体案情的方式对现有的三种观点进行检验,得出现有观点可能造成罪刑失衡的结论。本章主要是厘清概念和提出问题,为后文分析问题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是对事后知情型受贿中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是否具有共同行为进行分析。首先分析事后知情型受贿的认定属于推定,然后分析推定的具体内容,指出推定的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故意,而是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对涉贿财物形成的共同占有的状态。据此得出结论:没有合理反证的情况下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之间具有共同受贿行为。第三章主要是分析事后知情型受贿中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之间是否具有共同的受贿故意。鉴于犯意联络应建立在各主体针对犯罪行为相互沟通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根据知晓受贿事实的渠道进行分类分析,得出结论:从特定关系人处知情时具有共同受贿故意,从其他途径知情时不具有共同受贿故意。国家工作人员从特定关系人处知情但约束特定关系人上交退还时,特定关系人试图教唆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但没有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