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因为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边防价值的凸显,贵州以“通道”的作用得以建省,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在废黜思南、思州二宣慰司的基础上设立铜仁、思南、思州等八府,隶贵州布政司。铜仁地区因川黔楚临界的特殊地理位置,又是苗民出入的咽喉,同时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而设立铜仁府。由于设立时的特殊目的和本着“因陋就简”的原则,铜仁府乃至整个贵州省建置不健全的问题有明一代始终存在。面对日益严重的苗患,铜仁府在面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民政管理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嘉靖十九年(1540)总督万镗奉命征讨川黔楚三省苗叛,并于嘉靖二十三年(1543)奏请设驻扎铜仁分守抚苗。此后于万历年间渐对铜仁长官司的改流,一方面扩大了铜仁地区流官的统治区域,另一方面使得铜仁府城在附郭县问题上与内地的府在形式上和本质上达到统一。建置的军政调适方面,由嘉靖二十四年(1544)设铜仁参将开始,铜仁府军事建置开始向更高级别调适,到嘉靖三十一年铜仁参将石邦宪升贵州镇守总兵官并节制湖广邻近军务,留驻铜仁,开总兵官驻铜仁府之先例,此后贵州镇守总兵官在省城和铜仁之间轮换驻防成为定制。移驻铜仁府的镇守贵州总兵官是贵州建省后“制同内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实,以往学者对此深挖不够。本文认为该建置不仅使得铜仁府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甚至成为川黔楚临界地带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推动着铜仁府民政、军事建置的健全,代表着贵州省制建设与内地府县的差异缩小,在制同内地的历程上又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