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风暴,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措施及经济刺激计划。中国政府为扩大内需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9年出台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所占份额巨大,主要惠及各大国有企业。2009年,美国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兴起“国有化”浪潮,纷纷接管濒临破产金融机构,防止其破产对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实体经济造成损失。各国政府这一系列举动和措施引发了对“国有化”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形式,其在一国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抵御风险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是,国有企业形成的垄断对一国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试图分析中国国有企业在政府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提出了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对以往国内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行了一个综述。在此基础上,本文第三部分对中国对外贸易与FDI的发展及政策进行了梳理。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里,中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对外贸易战略的转变,中国外贸政策不断调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中国关税水平有了很大的调整。在回顾贸易政策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变化。第四部分进行了对外贸易政策的理论分析,剖析了关税政策的成本收益、非关税政策的成本收益以及加入利益集团之后的贸易保护待售模型。在结合中国现状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第五部分进行了实证检验。在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1996)模型框架下,将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运用中国的FDI和对外贸易等面板数据,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政府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需要在跨国企业带来的工资溢价、利润税和关税、国有企业损失之间进行权衡。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包括了消费者福利、国有企业利润、从跨国企业征收的利润税和关税,最终目标函数是各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加权。计量主要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两阶段固定效应模型、面板修正的标准差估计和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四种方法,分别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中国政府目标函数中的结构参数,进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是否给予国有企业特殊保护。结果表明,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中并没有给予国有企业特殊的权重,国有企业权重与消费者福利权重相当。最后一部分是根据前文分析得出结论,并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及中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方面,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业等行政性垄断,削弱利益集团对政策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亟需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促进对外贸易政策与国内产业政策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