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以发挥政府的引导性作用。按照世界其他国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经验来看,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已经处于EKC曲线的拐点右侧,即随着收入的提高,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实际上,中国某些环境指标(某些污染排放量)确实在不断的改善,且《环境保护法》、《清洁空气法》等相继修订实施,环境财政支出年均增长20%以上,单位排放标准、可交易排放许可证与环境税也相继出台,政府使用如此严厉的环境政策来治理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可是,为何人们的实际感受却仍处于EKC曲线的左侧呢?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在环境宏观经济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的非绿色引致效应(或者支出政策的污染效应)不容忽视。从理论机制来看,财政政策所创造出的激励,促使资源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以最优的方式进行合理配置。而根据IS-LM-EE框架,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使得经济扩张或者收缩,而引致环境均衡曲线的移动,从而会实现新的环境经济均衡状态,因此,财政政策对环境有益还是有害依赖于财政政策的环境引致效应大小。财政政策影响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及传导机制:(1)通过财政政策所产生的约束激励,促使资源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以最优的方式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影响绿色生产;(2)财政政策能使得宏观经济扩张或收缩,并通过债务、社会保障、资源和污染税以及环境治理支出等途径影响到环境成本收益的代际转移支付;(3)财政政策可能直接对环境产生影响。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经验结果表明:(1)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周期与产出周期同步变化,而定量测度结果显示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实际GDP变化的弹性为0.601,即是说,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仍处于随产出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阶段;(2)一方面,财政支出的正向冲击短期内会引起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其中,非环境财政支出增长促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环境财政支出的增加则会减少生产型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也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其能解释二氧化碳排放量变化的11%以上;(3)环境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2.5%左右,年均增长20%以上,但其增长表现出显著的“鲍莫尔效应”和“恩格尔效应”,即成本驱动型增长和需求驱动型增长,成本和收入每提高1%,环境财政支出增长率分别提高0.6%-0.8%、1%-1.5%。上述理论和经验都表明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会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环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不同财政制度安排进行定量情景模拟。定量结果显示:(1)面对财政支出的暂时性提高,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均立即正向偏离稳态水平0.02个单位,即产出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2)长期来看,政府安排环境财政支出可以实现“双重红利”,即产出增长0.01%-0.19%,二氧化碳存量下降0.27%-2.53%;(3)环境财政支出仅仅以环境税收入来支持的情形与环境财政支出一般预算融资情形相比,产出减少0.71%,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71%,二氧化碳存量增加0.20%;(4)环境财政资金用于补贴企业减排活动,可使企业减排努力提升19.25%,企业减排成本下降60.70%,产出扩张0.18%,碳排放量下降2.54%,大气中的C02存量下降2.26%,若环境财政资金直接被政府用于减排活动,其增长与减排效应均大打折扣。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绿化财政支出政策的建议:(1)随着环境质量恶化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环境财政支出规模应进一步扩大,提高其财政支出比重;(2)环境财政支出应以一般预算融资,且财政支出应该更多的向绿色方向倾斜,即适度减少非环境财政支出,增加环境财政支出;(3)应该将更多的环境财政资金用于补贴企业减排活动,更大地发挥市场减排机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