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跨国公司诞生之日起,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就为学术界所关注,并且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日益频繁,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核心地位逐渐确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剖析开始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并据此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解释。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企业间的国际竞争更趋激烈,为适应竞争形势的需要,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的地点选择上着眼于产业链的整合,国际直接投资也随之呈现出新的空间分布特征,即在次国家一级层面甚至更低层次的地区单元高度聚集,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文基于聚集经济的分析框架,结合产业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并对FDI的空间聚集现象作多方位的实证考察,揭示FDI聚集的深层规律性特征,从中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发现和政策建议。FDI在中国的总体分布呈现东、中、西渐次递减的态势,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外商投资企业,广东、江苏、上海等地形成了较具规模的FDI聚集区,为追逐聚集经济的外部性利益,新建外资企业继续定位于这些地区,在因果循环的作用过程中,FDI的地区分布差异进一步扩大,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了FDI的聚集存量与新进流量的因果循环作用。省际层面的计量分析也显示FDI的聚集效应显著存在,并且聚集效应对FDI地区分布的影响力有所强化,聚集效应在地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对FDI的聚集引力更为突出,而中西部地区的聚集效应则相对较弱。聚集经济主要表现为产业层面的经济现象,即由于同类产业或上下游关联产业在特定地点高度集中所形成的产业聚集。笔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产业聚集的FDI区位选择模型,探讨产业聚集对外资企业定位决策的作用机制,结合产业特性将FDI的聚集问题向深层次延伸,提出若干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以江苏省制造业外资企业的数据资料对FDI在江苏的分布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产业聚集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对聚集效应的产业异质性作了详细的检验。在两位数行业代码的外资企业样本中,估计了产业聚集对FDI定位的作用程度、聚集效应的历史趋势以及单个行业的聚集倾向。在三位数行业代码的外资企业样本中,对FDI的产业聚集特征作了进一步的验证,同时考察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和科技含量特征对产业聚集效应的影响,从中得出丰富的经验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地理性聚集的特征,并呈现出显著的国(地区)别效应(即来源地效应)。投资者按相同来源国(地区)进行聚集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地理性聚集的一种主要形式。本文以江苏省的外资企业数据为样本,应用企业地理定位选择的计量模型(Conditional Logit Model和Nested Logit Model)对外资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外资企业的地理性聚集具有高度的母国(地区)聚集(即来源地聚集)倾向,非母国(地区)的一般性外资聚集对投资者定位决策的影响力较弱。动态角度的观察显示,来源地聚集对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吸引力显著上升,而一般性外资聚集逐渐表现出负的外部性。此外,国(地区)别效应在不同来源地企业之间存在着异质性问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DI聚集,国(地区)别效应在作用程度上是不同的。外资企业的规模异质性决定了对外投资的市场能力差异,例如风险承受能力、与东道国政府的谈判博弈能力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等,不同规模的外资企业对待聚集定位的倾向由此发生分化,从而形成FDI地区聚集的规模效应。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实力上的局限,对外投资的空间聚集特征更为明显,大型跨国公司往往是FDI聚集的始作俑者,而不是单纯的聚集跟随者,对外投资的聚集倾向相对较弱,甚至有可能做出避开竞争者聚集区的定位决策。文中以一个简化的博弈模型阐明了FDI聚集的规模效应成因,并以江苏省电子通信业中的台资企业为例,通过严谨翔实的计量检验证实了理论模型中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