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贵州省东南部的一个族群——绕家人的族性展开研究,呈现了一部关于绕家人的民族志。以往研究多将族性本质看成族群认同,而本文结合认知与实践视角,将族性本质看作一种族群分类,它包括族群结构与族群实践,以此关注分类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基于绕家人的案例,本文试图在族群分类机制的讨论中,对国家与地方二元互动论的观点进行补充和修正。首先,第一至四章从生活空间、历史记忆、社会网络、信仰与习俗四个方面,对“育”的族群结构展开深描与分析。分析发现,绕家人的族性是在与国家和周边族群的互动中形成的。河坝村聚落的形成和以族群为地域命名的行为,体现出在地方社会强调人群分类与地权归属的关系;关于族群起源的历史记忆,是在绕家人“国家化”的进程中凝聚族群成员、建构族群主体意识的重要方式;“家庭-家族-寨子-婚姻圈”这一社会网络的维持与变迁表明,绕家与周边族群、国家的结构性关系型塑着族群边界;绕家人祖先崇拜与族群意识的互渗、土地神信仰对地缘意识的强化、婚恋习俗和岁时节俗的变迁与复兴,共同体现出在融入汉文化和周边社会的过程中族群追求主体性的观念。其次,第五章对族群的分类实践,即绕家人的民族识别过程、民族认定后的族类表述和族群分类机制进行了考察。考察发现,绕家人的族群分类是在来自国家、周边族群与族群自我的意识模型的互动中形成的,族群自我的目前模型与人们对周边族群的局内观察者模型,逐渐向“育”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模型靠近,以实现国家化;但目前模型亦要表现与局内观察者模型的差异性,以提高文化声望而实现地方化。文章结论认为,我国西南地区的族群分类,不仅有着围绕国家的分类话语引起的互动,而且不可忽视地方族群各自的分类话语及其交互影响。质言之,族群分类既存在一个国家化的背景,还渗透着一个地方文化实践的制约因素。这对我国华南地区族群分类机制的讨论形成一个细化和补充。在学理层面上,本文亦为人类学的族群研究提供了一个避免“认同理论泛化”的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