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作为汉魏六朝之主要文学形态在文本上表现出的一大特点即大量引《诗》用《诗》，足见其与《诗经》的联系密切。本文以汉魏六朝赋引《诗》为研究方向，在详细的“赋引诗”统计资料的基础上，既横向寻找汉魏六朝赋引《诗》的共性，又纵向比较了两汉与魏晋南北朝赋引《诗》的差异，进而探求出了赋引《诗》的作用和意义。赋大量引《诗》这一文学现象的存在，无疑是《诗经》对其它文学形态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表现，要理解这种影响，对《诗》在汉魏六朝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行梳理，就成为应有之义。因此本文第一章以《诗》在汉魏六朝的传播与接受为题，论述了《诗》之经典地位的确立、两汉四家诗之流传、魏晋南北朝之毛诗独盛和南北之争，探求了《诗经》在汉魏六朝的传播特点，总结出其由文学到经学再到文学的演变轨迹之结论，对《诗经》的应用，呈现出由“政教功能”向“抒情功能”的转变。第二章：主要论述《诗经》影响下的汉魏六朝赋论。《诗》所富有的文学与经学的双重意义，是其在文学史上发挥巨大影响力和拥有崇高地位重要原因。汉代赋家兼经学家的双重身份，更使得《诗经》的经学意识形态性对汉赋的影响通过赋家得以实现。彼时赋论在关于《诗》、赋关系的问题上，也多将赋与《诗》相结合，无论是在赋的起源还是创作旨归上，都建立起与《诗》的密切联系。第三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就汉魏六朝赋引《诗》情况展开全面分析。首先依引《诗》方式不同将汉魏六朝赋引《诗》分为四类：直接引用《诗经》成句、改编化用《诗》句、引用《诗》名或“六经”、“六艺”名、化用诗义。就四类引《诗》情况分别举例分析，并纵向探究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在各类具体引《诗》方式上的表现出来的差异，可知，魏晋以后对《诗》句的引用、化用更加隐蔽、曲折，对《诗》句的改编、改动幅度加大，对《诗经》文学性的引用逐渐超越经学性的引用。其次就引《诗》特点进行了分析，分别就魏晋南北朝在对《风》、《雅》、《颂》“三诗”援引上的偏重及《诗经》意象的使用相比之两汉在此两类特点上呈现出的新变进行了分析。最后，于文学成就之外，就赋引《诗》的政治意义、教化意义及经济意义进行论述，进一步丰富了赋引《诗》的意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