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是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部分,垃圾治理水平是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从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正式步入强制垃圾分类时代。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常态化议题,垃圾分类引发了政学两界的长期关注。因而,开展超大城市郊区乡村环境治理的研究,以一个典型村落垃圾分类为中心,探索乡村环境治理的运作机理与实践经验,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垃圾分类是乡村环境治理的缩影。本文以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上海市金山区蒋村垃圾分类治理的个案研究,在梳理蒋村垃圾分类缘起和历史变迁的基础上,从内生性动力和外生性动力两个方面,立体呈现了乡村环境治理过程的实践逻辑,并从协同互嵌的维度,探讨了乡村环境治理的整合机理,而迈向美丽乡村则是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效应。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需求是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的现实起点。以垃圾分类为中心的乡村环境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乡村环境治理,是多元合作共治的重要形式。第一,熟人社会是乡村环境治理有效运作的重要前提。向“脏乱差”宣战,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缘起。垃圾问题的负外部性引发环境倒逼,环境权益意识的觉醒催生村民诉求。村两委和村民积极探索,是乡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可能路径。与以陌生人为主的城市社区不同,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环境治理带了很大的便利。第二,自发性治理和牵引式治理,是乡村环境治理的内生性动力和外生性动力。文化驱动是垃圾分类的治理传统,情感驱动和组织驱动,是垃圾分类的柔性治理和合作治理模式。法治嵌入和资源嵌入,是垃圾分类治理的政策供给和动力要素。两种治理的限度,表现为一种治理能力的“有心无力”和治理效能的“不符预期”。依托乡土情境的自下而上和衔接国家政策的自上而下,勾勒了乡村环境治理从诱制性变迁到强制性变迁的转型过程。第三,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以及治理规则在治理实践中的互嵌协同,是乡村环境治理的整合机制。多元治理力量的差序协同,不充分自治与有组织合作,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共振,展现了乡村环境治理主体互嵌、结构互嵌和规则互嵌。乡村环境治理的内引外联,是乡村治理从自治走向共治的过程,而迈向美丽乡村则展现了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效应。生活空间重构与“物的现代化”、主体意识重塑与“人的现代化”、乡村环境转型与治理现代化,共同推动了乡村善治与美好生活共同体构建。总之,超大城市郊区的乡村环境治理,强制垃圾分类是内生性动力与外生性动力有机衔接的重要契机。乡村环境治理,具有一种不同于城市社区的天然优势。在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熟人社会中的人情、面子成为重要的约束力,弥补了陌生人社区的道德杠杆。因此,如何观照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城乡关系形态的乡村地区,厘清各方权责,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的双向耦合,以及内生性资源整合和外生性资源嵌入的有机衔接,坚持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的道路,实现绿色发展,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