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其早期形态,是在华人重理性的“学问欲”之文化精神涵化下,洵以一种旨在探求真际之学派而奠定基础,其制度化宗教层面之建构,彼时尚未完备。经汤用彤、任继愈诸先生的研究,魏晋南北朝之佛教,当以“学派佛教”立名。所谓“学派佛教”者,其组织构成相对松散,具有开放性,在理论上呈现多元化,“爱吾师更爱真理”之士间出其中,即具备相近思想趣向与相似价值关怀维度之种种佛学学术群体。隋唐以降,佛教之各宗派门户逐渐形成,兹后之佛教,可名之“宗派佛教”。而所谓“宗派佛教”者,其社会组织相对稳定,具有严密的科层制和排他性,其理论渐趋教条化,必唯某一权威宗主之马首是瞻,也就是强调信仰至上的制度化宗教。然宗派佛教之发展,历经千余年,其“门户见深,入主出奴”等弊端,日趋严重,迨至清季,义学衰微,宗风不振,此种现象,诚可视为制度化宗教中僵化的组织制度与世俗因素,渐成思想活力之枷锁桎梏。当此状况,佛教如欲复兴,必须要寻回作为宗教最深层最本质的内涵,也就是恢复追问“无限”的精神渴求。反思隋唐以来宗派佛教的弊端,须重振中古学派佛教“求学问”的热忱,从“宗派佛教”归复“学派佛教”之源头活水,构成中国现代佛教思想的基本走向。现代中国“学派佛教”之创立,以五四前后的启蒙文化为时代背景,并以《大乘起信论》真伪之争为学派分化之契机,佛教从传统的宗派义学中发生了三系转型,依次为法相、华严、禅宗,分别由居士、学者、寺僧群体中蕴育而出,重振“学派佛教”之格度,开创时代佛教之新局面。首先,在此时期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下,立足于儒释道传统的中国学人们一直面临如何调适自身的思想体系,以迎合或争衡于西学的问题。从金陵刻经处到支那内学院一系的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等居士学者,复兴了佛学传统中最具理性思辨特质的法相唯识学,他们立足于唯识,开展了对汉传佛教传统宗派的深入批判。就此一系佛学的主观出发点言,自然是希图正本清源以回归印度唯识学宗旨,但客观上则反映出一种发掘佛教体系内的理性成分以回应并争胜于西方科学理性的一种文化努力,他们倡导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结论后之研究”等方法建构,莫不显现如是用意。由此,唯识学构成一种现代性视阈下的“批判哲学”。其次,晚清以来,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思想家,若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诸氏,多曾出入于佛学,尤对华严一系别有所衷。《大乘起信论》真伪之争发生后,作为典型“中国化”佛学的华严思想颇受争议,遂另觅途径,学统流入现代新儒家之中。现代新儒家所立足的理论模式,事实上一直仍在张之洞以来的“中体西用”思维框架内,他们的文化理想,是如何安立一个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之优越性的主体作为“本位”,以吸纳、消化并“统驭”西学。其中,若早期的马一浮、熊十力,及较后的方东美、唐君毅等,皆立足斯目的,对华严思想大加阐扬,由此,华严宗思想在新儒家学者群体中实现了现代转型,构成了一种“本位哲学”。最后,作为制度化佛教的现代发展,也深刻受到了“学派佛教”复兴的影响和冲击,佛教学术精神对其之影响,便是“人间佛教”的创立,“人间佛教”是以禅宗为主体的寺僧教团在现代性潮流中的世俗化之发展结果,其诸多入世性之理论特点,亦均可追溯至中国禅宗思想。故“人间佛教”诚亦可视为禅宗的一种现代性转型。总体而言,中国现代“学派佛教”开展之源流,上承宗派佛教之义学传统,并由明清以来的文化思想、特别是清代儒家经学所奠定的学术范式而完成了其复兴的文化准备,并在西方启蒙理性的冲击下而呈现出来。20世纪初以来“学派佛教”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与现代性思潮的相互调适,亦应标志着中国佛教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