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体诗格律形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学形式。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近体诗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整体上存在着源流关系。而且因为近体诗格律是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学形式，它在自身的形式中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是深得对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深远的道家文化、儒家礼乐文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审美文化的要义。它甚至因为深得儒家礼乐文化精神之要义，而与封建政治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也因此而成为了封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随着中国社会封建政治文化之盛衰枯荣而沉浮嬗变。 本文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近体诗格律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近体诗格律自身之音乐审美特性的探讨，我们不仅发现近体诗格律是一个类似于音律的、富于音乐美的形式，而且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正是这一审美形式的内核。或者说，近体诗格律这一审美形式中，深深渗透了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影响深远的道家文化之“天人合一”的审美精神和宇宙观念。透过对近体诗格律本身的形式结构的分析，我们还发现，近体诗格律这一形式是通过对中国古代音律形式和易经八卦之太极图式的精心模仿而制作出来的，它并因此而获得了中国古代的音律形式和易经之八卦太极图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观念象征意义——其核心就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所崇尚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美——从而使它自身成为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形式化的象征。第二部分，探讨近体诗格律形式与儒家礼乐文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儒家诗教与礼教之关系的探讨，我们发现，儒家诗教实质上就是儒家礼乐教义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翻版。儒家诗教继承了儒家礼李乐教义的核心内容——强调节制和秩序——充满了儒家礼乐文化所特有的实践理性精神。儒家诗教所具有的这种实践理性精神，在近体诗格律形式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近体诗格律自身就是一个强调节制和秩序的、情感冲淡的艺术形式。换句话说，近体诗格律形式深得儒家诗教之要义，凝聚了儒家礼乐文化精神之精髓，是儒家礼乐文化精神的结晶。这一点在近体诗的创作上再次得到了印证。诗人的创作实践表明，近体诗的创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体验和参悟儒家礼乐文化精神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儒家礼乐文化精神通过近体诗格律这一形式得以展现的过程。只有真正的具备了儒家礼乐文化精神修养的诗人，才能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这也是儒家文人之至高的生存境界在艺术行为中的展现。第三部分，探讨近体诗格律形式与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探讨儒家礼乐文化与封建政治之间的关系开始。因为在中国封建文化体系中，“礼”本身即是一种制度，属于封建制度体系的一部分。“乐”也是作为辅助政治的教化手段而存在的。它们都是为维护既定的封建社会等级和政治秩序服务的，只不过“礼”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从外在着手，强制性地要求人们遵守既定的制度和秩序，而“乐”作为教化手段，则是从温和的精神渗透开始，诱导和规劝人们接受既定制度和秩序。正因为儒家礼乐文化与封建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近体诗格律形式又与儒家礼乐文化血脉相连，所以，近体诗格律形式命中注定与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一点，在近体诗格律形式之产生、发展过程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嬗变关系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 近体诗格律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这表明：近体诗格律不是一个纯粹的有意味的形式—近体诗格律与中国传统文化“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而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儒家礼乐文化、封建政治文化对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或者说，它把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文化趣味、伦理道德观念、政治社会理想、甚至宇宙观:念，巧妙地纳入了它那表面纯粹而精致的艺术形式中，从而使它成为了一个凝聚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和独特的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