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统计，经过“五四”新文学家口诛笔伐的旧派文学，到了二十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迎来它的“中兴”时期。为什么在二十年代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旧派文人和旧派杂志还能够拥有数量巨大的现代市民群体?这与二十年代旧派文人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转型和新的都市书写方式的开创是分不开的。本文是以二十年代盛行的《礼拜六》、《红杂志》、《紫罗兰》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传统文人面对群体转化和向新的生存方式开拓时，在传统的书写形式中如何展开对上海的都市书写。二十年代旧派文人从都市空间的营造和都市理性的发现的角度开创了书写上海的新范式。此外，从与都市空间、都市消费文化有机联系的角度理解旧派文人(特别是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现代性意义也是本文的学术目的。但本文并不准备用“现代性”为二十年代旧派文人戴上高帽，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现代性仅仅是指二十年代上海本土化的现代性，与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根本不同。各章的内容大致如下：导论部分首先介绍论文关注的焦点是“都市、知识分子和文学”，在知识分子(旧派文人)转型和与都市消费社会的背景上建构我个人研究的阐释空间。其次针对学术界隐晦的将“二十年代上海”和“旧派文人”作为非现代的因素剔除出研究视野的不足，指出二十年代上海已经是一个充满新异的都市景观和消费文化魅力的都市，并讨论了旧派文人遭遇的现代性的困境及其现代性的复杂之处。再次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为什么要选择《礼拜六》、《红杂志》、《紫罗兰》这三份期刊来谈二十年代旧派作家的上海书写的原因。正论部分第一章主要阐释一、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转型和二十年代文人的现代性。一○年代旧派文人的价值立场定位于精英意识，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价值立场定位于都市民间，两者在活动区域、谋生手段、对都市生活的了解、商业经营策划能力、文学功能观上都有较大差异。二十年代旧派文人通过对现代性“器物”(现代传媒和大众娱乐产业)的占有和现代意识的演绎，形成市场化的现代传媒和大众娱乐产业主导下的公共空间，参与都市文化建设，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第二章梳理了从晚清民初到二十年代旧派文人上海书写的历程。晚清民初文学中的上海叙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农业文明和传统消费方式的阴影中书写上海，另一种是被赋予民族国家想像和现代化想像的意义。而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笔下的上海被置于消费主义和新旧思潮交锋的背景之下，政治性内涵被消解。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上海书写与五四小说的都市意识相比较，两者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从“都市伦理”、“都市景观”、“都市情感”三个角度阐释了二十年代旧派文人文化视境中的上海书写。第三章论述都市伦理。二十年代旧派文人面对金钱和新思潮泛滥，充满伦理的焦虑，但他们的伦理观不同于封建伦理，也不是一○年代旧派文人所坚持的改良礼教。他们试图合理规划现代世俗生活和家庭伦理秩序，并且探讨自由恋爱、女子堕落、男女平等、家庭成员关系中的伦理观念。但他们并没有建构起一套系统的适应现代社会的伦理。第四章论述都市景观。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着眼于服饰、行乘、娱乐和经济等多种日常生活，构筑起一片开阔、喧闹、丰富多彩的消费空间。新的都市空间的开拓，娱乐市场、资本市场的形成，消费主义的日常生活方式的盛行，都拉开了上海与传统城市的距离，赋予其西化的本色。但因为遭遇了现代性困境的旧派文人混乱的现代意识，旧意识和传统腐朽的生活方式也包含在西化的都市景观之中。第五章论述都市情感。首先论述了随着都市个性的加强，都市婚恋呈现出尴尬处境：既写出都市理性或者契约原则对情感婚恋的影响；又保持了民初“唯情主义”的思想观念，继续张扬对情的无边迷恋。其次论述了言情小说“士子和青楼妓女”和“才子佳人”两大言情模式的变异：前者出现人道主义同情和与“才子佳人”言情传统合流的趋势；后者写世俗、平凡、平庸的男女之情，而且出现社会化的嫖妓和卖淫行为。再次讨论了都市感情的倾向：指出新式恋爱的真相是男子看中女子色相，女子看中男子金钱；作为心灵世界的弥补，出现了新的“哀情”模式。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二十年代旧派文人及其上海书写具有“被压抑的现代性”。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精神面貌主要来自现代蓬勃生长的都市大工业生产、消费主义及由此形成的都市文化环境。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上海书写，处处也透露出一种同样作为市民阶层的旧派文人的知识结构、艺术观念、审美趣味与趋新求变、繁复多元的都市生活方式之间共生又审视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