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观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诸多学者对此论题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现代文学史观而言,主要有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等几种形态。从表面看,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等文学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影响是阶段性的,但深层的透析可看出这种影响并不必然地与特定的时段相联系。以进化论而言,其作为撰史的指导思想出现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但时至今日它仍潜在地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面貌,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文学形态无法合理入史即是例证。因而本文对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等文学史观的梳理不能仅仅看作是时间上的线性考察,主要是形态上探讨。在进化论、阶级论、现代性的文学史观之外,司马长风、夏志清等一些海外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和品评作家作品的方法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引论”和“结语”外,本论文共有7章组成。主要内容如下:引论就当前现代文学史学的研究而言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即以黄修己为代表的侧重史著梳理评述型和以朱德发为代表的侧重理论建构型。由于侧重史著评述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对大的成就,本文将主要关注理论形态的梳理。尽管是侧重于理论形态的考察,本文并没有忽略对重要著作的关注,而是试图选取各史观对应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论析,力求建立起理论和文本研究的互动,使理论的研究通过文本的阐释落到“实处”,同时也使相关著作在理论的烛照下被更合理地认知。历史和历史学是两个使用频繁同时又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历史是一种已经消逝的“过往”。历史学则是在主观认识的基础上对“过往”的一种记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在中国出现的较晚,它是对文学创作这一特殊形态的记载,不同于政治史、事件史等形态主要追求“真”,还要考察关注“善”与“美”的传递等。第一章文学史观与现代文学史观文学史观是一种历史观。历史观是人们在书写或看待历史时所持有的或隐或显的观点,它潜在地影响并指导着如何记载历史。在中国,相关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文学史观,但现代意义上文学史观的出现却是由史学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这种变化的促成因子更多地来自他国。西方现代意义上学术分科观念的被引入导致教材型文学史的出现。林传甲、黄人等是模仿者也是开拓者。现代文学史观有两个层面的所指:其一,是与古代文学史观相对应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观;其二,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话题,现代文学史观亦可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持有的观点和看法。本文所言的现代文学史观指的是第二个层面。第二章进化论及其主要书写实践进化论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相对较早且较大的一种文学史观。进化论文学史观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仰赖于达尔文进化思想的传播。进化论原本是一种生物学用语,欧洲人出于某种目的将之引入到社会发展中。严复等一批留洋海外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将其引介到中国,一定程度上歪曲了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思想。歪曲的理解主要表现为,忽视了进化论作为一种生物学用语在社会领域的不适用性,片面地强调新胜于旧,漠视和忽视了进化中的变异和退化现象等。胡适是进化史观的较早倡导者,其对白话和俗语文学发展的重视促使人们以别样的眼界观察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进化论文学史观的集中体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具体说来,其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格局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延续了《大系》片面关注新文学的写史方法,导致其它形态的文学无法入史,存在史学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亟需摆脱新、旧作为价值判断体系的束缚,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第三章阶级论的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阶级论史学观的形成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毛泽东等阶级斗争的理论总结。阶级论的史学观在中国曾表现为将作家作品价值的高低和作家的阶级成分直接对应起来考察,认为出身先进阶级的作家和表现赞扬先进阶级的作品在价值上必然是优秀的。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李大钊等人曾部分地介绍了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20世纪20年代,创造社等对“革命文学”的提倡进一步强化了阶级学说在文学领域的传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阶级论文学史观的集大成者。建国后的一段时间是阶级论文学史观盛行的时期,出现了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一批实践者和《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史学著作。尽管王瑶是在有意识地以阶级史观作为自己撰史的指导思想,但《中国新文学史稿》仍是一部带着作者思考的著作。这一点是有别于丁易、刘绶松等同时期的编史者的。第四章现代性的文学史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是一个多重语义所指。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众说纷纭的。汪晖“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提出更增加了此概念的复杂性。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所指没有统一或相近的看法,却不妨碍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近年编写中的热点语汇。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现代”一语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性质概念。这一性质上的存在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更加复杂了“现代性”的内涵。就现代性文学史观书写的表现看,较早也较有影响力的著作是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和王超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的提出实质上仍是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变相体现,它凸显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特征,试图打破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分而治史的格局,将新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较有影响的编写成果是孔范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第五章不同的声音——周作人及海外研究者的探索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其演讲的整理记录,一直被认为是循环史观的代表作。但细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结合周作人其它的活动和作品来考察,我们发现周作人很难说是坚持所谓的“循环论”,更多地却是在突出新文学地位的条件下自言自语地讲故事。司马长风是纯文学观念的恪守者,他反对文学与“载道”或“政治”有任何牵连。司马长风的“纯文学”理论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不承认杂文是文学作品,对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雷雨》等作家作品误读颇多。这与他缺少系统的学术积累和生存环境紧迫有关。《中国新文学史》是其颇富激情创作的体现,主要表现为文学史散文化的写作形式等。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中国内地现代文学的研究具有“典范”式的影响,它直接改变了我们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和模式。夏志清以纯文学意识、道德情怀及宗教精神为标准发掘了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作家,充实了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所体现出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和关纪新提出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近年来影响颇大的两种文学史观。“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强调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考察文学的发展,对不同形态的文学创作一视同仁地加以审视,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开放性、科学性和前瞻性。“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摆脱了以往史学观片面关注历史线性纵向发展的弊端,在关注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基础上从史实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层面上,通过“时”、“空”两个维度的交合凸显了横向上被湮没的历史史实,即强调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对各民族文学的平等看待等。“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审视此论题,使此史观的研讨走入了“误区”,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由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是近代以来才出现和形成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付诸书写实践的可行性,并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有着大致相同的修史诉求。第七章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史观的研究状况及热点话题在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史观的研究中,朱德发提出的“人学文学史观”、唐金海提出的“文学史观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朱文华的“风貌文学史观念”等从不同的侧面关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思路。新时期,文学史的书写出现了“审美转向”的趋势,但“审美转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内转”。它实际上同样是在受国内政治话语的操纵,并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所吸收不同的国际政治话语的决策有关。文学史书写中所坚持的“启蒙”立场同样不是单质的启蒙,而是被政治渗透的复合体。在通俗文学入史的问题上,由于史学理论宏阔视野和全局性整体研究的缺失,导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可能真正恢复通俗文学的合理地位,只有在新的史学观的基础上打破僵化的学科观念,才能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笔者就此谈了自己相对独特的认识。结语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文史观建构初探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人文科学,其必须承担起人文科学所应承担的对人内宇宙和精神层面关怀、规范和塑型的责任。人文史观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社会价值观传递的重要支撑点,潜在地规范着个体内宇宙的形成。文学的作用不仅是愉悦还要凸显善与美。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与文学和史学相关的学科,不可避免地承担着关怀个体、传递人文精神的重任。人文史观编写上的应用可以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回到文学、史学固有的学科性质中,同时更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摆脱被外界“热潮”牵着跑的尴尬境地,回归到“人学”自身。除此之外,人文史观可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甚或当代文学在治史中采用的统一标准,有利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合。只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研究中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才能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文史观的建构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