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劳动力要素的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突出。以克鲁格曼为首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日渐成熟,经济活动要素的空间分布视角得以引入到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指出,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人们远离家乡,涌到大城市生活打拼,承受着“大城市病”带来的不便和压力,背负着亲人分离的苦楚,但依然选择集聚在国家的某几个超大城市。我国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和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掀起了劳动力自由迁徙的浪潮,劳动力高度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超大城市。虽然在此期间,这些地区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同样很多地区面临着所谓的“大城市病”,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外来人口调控政策。近年来,这种集聚的格局仍较为稳定,但出现放缓迹象。根据有关学者估算(田雪原,2012),今后仍有2亿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这又将重塑劳动力集聚格局,从而对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劳动力集聚对各地区以及全国的经济增长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存不存在相应的门槛或者适宜的区间?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我国在优化区域经济过程中,不仅关注要素投入视角,也兼顾要素的空间布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目前,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专门对劳动力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尤其是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聚焦于劳动力供给、劳动力流动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在这方面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理论、视角和方法上的启发和借鉴。本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类方法相结合。在定性分析上,结合劳动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及相关文献研究,对劳动力集聚空间布局形成的动力机制以及劳动力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在进行区间异质性分析时,采用了比较分析法。在定量分析方法上,使用面板数据,依次采用静态面板回归、动态面板回归、门槛回归等,并纳入空间效应,引入空间计量方法,为了处理内生性问题,使用了系统GMM、空间系统GMM这些国际前沿方法,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基于劳动力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劳动力集聚通过正向的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负向的市场竞争效应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由于各效应产生的条件不同,因此劳动力集聚先是促进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集聚成本上升,转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劳动力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倒U”关系。第二,基于我国劳动力集聚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定量测算,可以发现,平均来看,2000-2015年期间,我国劳动力集聚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14.05%。其中,劳动力集聚度最适宜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等,其收获的集聚红利为地区人均GDP的25%-27%。第三,通过对劳动力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每个地区的劳动力集聚对其经济的影响并非一样,因而每个地区适宜的集聚区也不相同。而经济实力是影响地区劳动力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键因素。本文研究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集聚红利期长更久,承受的劳动力集聚度更高。因此,未来,站在经济效益视角看,上海仍然可以继续集聚一定量的劳动力资源。且单从地区经济效益来看,在一定时期内,在劳动力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加快更多的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变,并优先向劳动力集聚经济效益更高的地区集聚的现状仍然可以继续。第四,通过研究发现,劳动力在某一区域内部集聚的不均匀状况对全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型,即:地区间劳动力集聚度差异的增加对全域经济增长产生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我国目前尚处于“∽”型曲线的第二个阶段,当前劳动力集聚空间格局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尚存在继续集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