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研究自20世纪末以来转向“文化研究”，而“表演性”（performativity）研究是该研究热潮中的一大亮点，罗伯特·博卡（Robert Beuka）明确将“表演性”列为21世纪菲茨杰拉德研究动态的关键词。遗憾的是，很多相关文论并没有对“表演性”加以系统性的深入分析，更无人将其与视觉文化相联系。本文以视觉文化批评的视角切入菲茨杰拉德研究，以菲茨杰拉德三部主要小说及其经典短篇小说文本为中心，将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研究相结合，以探寻在美国20世纪初视觉文化逐渐兴起的特殊社会转型期，视觉文化如何对现代社会秩序、个人表演性身份塑形和社会关系的构建产生影响。本文旨在说明，在菲茨杰拉德小说再现的“爵士时代”美国都市社会中，视觉文化对虚幻的现代个人身份形塑起了决定性作用，使现代人的“表演性”身份成为了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而这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对视觉霸权时代到来的忧虑，也是美国20世纪“文化焦虑”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共分为五大部分。“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菲茨杰拉德研究的国内外现状，陈述本文之所以选择视觉文化为研究视角分析现代人“表演性身份”的原因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同时，本部分也指出，处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视觉文化转向和“表演性”身份形塑的倾向，因此，本文通过剖析美国“爵士时代”相关状况，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当今的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本论文的现实意义所在。第一章在分析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爵士时代”现代都市的“视觉霸权”基础上，指出景观的虚幻性——真实与非真，可视与不可及——触发了戏剧性生产，使年轻人中的“表演性”身份模式逐渐萌发。本章将青年人的表演性分成两个阶段：校园“个性景观”与“挥霍青春的公演”。《人间天堂》上部中的校园景观是都市视觉霸权在校园的延伸，而艾默里以“个性”追求为主旨的“亮发族”哲学则是青年学生对都市视觉霸权的反应。小说下部，艾默里梦想破灭之后的酗酒、打闹的放纵行为则是年轻人对视觉霸权及其背后社会等级制度及其价值观念进行对抗的叛逆姿态。一无所有的青年们惟有通过夸张的表演吸引主流社会的关注，以宣泄他们的不满，并寻求自我存在感。第二章在细读小说《美丽与毁灭》以及《柏妮斯剪掉了头发》等经典短篇小说基础上，以视觉文化及“凝视”理论为指导，探询菲茨杰拉德笔下“飞女郎”虚幻的自我追寻。菲茨杰拉德小说塑造的一系列“飞女郎”形象，是美国女性与旧时代割裂而逐渐演变为现代新女性的一个起点，也是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文化符号。然而，这些标新立异、崇尚自我的女性却在视觉文化、消费文化的蛊惑和“可视与不可视”的霸权话语之下，沉迷于对其“个性”和“风格”的虚假表象的追逐，这恰恰暴露了女性在视觉文化影响下无法摆脱的被动性。在都市景观的等级体系下，女性必须通过“自我景观化”方能获得都市世界可视性，这使得景观化表演成为了“飞女郎”的都市存在方式。事实上，“飞女郎”的大胆叛逆是男性凝视和大众媒体的规训力量之下的一种表演，而其对“个性”的追求也由于上流社会女性缺乏自我实现渠道，从而不可避免地被牢牢地限制在“表象的展示”上。第三章主要基于《了不起的盖茨比》小说文本的解读，延续特里林在《诚与真》中关于表演性身份引发的“诚与真”问题的探讨。本章首先分析了小说中现代性语境下诉诸文字表达的媒介——报纸，杂志，广告——与视觉文化同谋，使少年盖茨比通过媒体获得了“被中介的都市体验”。盖茨比在媒体的影响和“橱窗效应”的诱惑下形成了特里林笔下背叛其阶级属性的“分裂的意识”。城市体验给盖茨比带来了“真实的不真实”幻觉，触发身份形塑戏剧性，使他形成了“白色”的幻梦，并试图利用“物的叙事”来彻底重塑自我，融入上流阶层。传统的通过白手起家而实现自我的途径在小说中无迹可寻，个人身份变成了一种表演，真实性维度已缺席。这显示了现代社会传统价值观被视觉文化腐蚀后，取而代之的是对虚幻的“个人实现”视觉外化的追求，最终将导致幻想破灭的空虚和失落。本章还分析了小说探索视觉文化中阶级表演之“真”与“诚”的新问题。在分析盖茨比越界表演的“真实性”问题上，本文一方面从盖茨比的“个性”的虚幻性以及他对“观众”的依赖入手，分析了盖茨比的表演无法具有真实性的原因，一方面指出现代“拟像”具有比现实“原件”更为“真实”的迹象，也给小说中以西卵为代表的上流阶层带来了巨大冲击，引发他们强烈的身份焦虑。而在“诚”这个问题上，本章指出盖茨比的“真诚”事实上只是“自我推销”的真诚。盖茨比在小说中“真诚”的形象塑造与尼克的“摄像式”叙事分不开的，尼克通过“摄像式”叙事将自我梦想投射到盖茨比身上，将其转变为一位理想化的英雄。而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尼克的表演。“结语”部分在总结前三章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探询了表演性带来的诸多问题，剖析了各个现代人群的身份塑形的虚幻性，指出表演性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而菲茨杰拉德对视觉文化引发的“虚幻性”的敏锐把握和深入探索，正体现了他对景观社会视觉霸权的深刻反思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