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精神”和“战士风格”是我们对鲁迅评价的主要共识。但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止鲁迅有这样的精神和风格,只不过鲁迅被历史追认为了最突出的那一个。然而,鲁迅最具个体性的悲剧风格却人们被长期忽略,尽管也不乏论者,但依然被前两者的巨影给遮蔽了。“悲剧性”作为内核,意味着它是鲁迅精神和文学的基调,主导其美学风格。鲁迅对悲剧作过明确的定义,并常被引作悲剧的经典解释。但悲剧并不是一个土生概念,而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中国传统文学中并不存在悲剧体文学或者悲剧美学理论,但在鲁迅时代悲剧突然成为了一个美学热题,引发了整个文化界的讨论。也就是说,鲁迅对悲剧的关注并不是一个孤生事件,其生成背后有一个大的美学转换语境。悲剧及其理论在西方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也因此,中国学人对悲剧的具体选择需要从一个宏观的西方悲剧流变视野去关照。悲剧最初充当着古希腊人类宗教的世界观,产生于对命运的体悟,莎士比亚的悲剧是一个转折点,掺杂着神秘命运观与对人性情认知两种因素,直到易卜生时代,高贵者的命运不再被关心,个人与秩序的冲突成了悲剧的主要内容,而当基督教无力安顿世界时,悲剧又逐渐上升到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认知层面,由叔本华、尼采以及舍斯托夫等人将其哲学化了。中国学人主要出于两种目的引介悲剧,一是文化比较,蒋智由、蔡元培、胡适以及唐君毅是主要代表,悲剧只是作为文化差异比较的引子,因此个人与社会秩序(伦理体系)的悲剧冲突是主要被关注的对象;二是比较纯粹的美学比较,主要代表是王国维、朱光潜和钱锺书等人,通过更加学理化的方式深度阐释悲剧并以此探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否有悲剧文学存在。鲁迅的悲剧观比较独特,既有文化改造的实用性又有哲学化的倾向,他从具体的文学经验出发,抓住了悲剧与价值的关键联系,但这只是鲁迅“显在”的悲剧认识,《呐喊》、《彷徨》中的大部分创作就主要关注“价值”的覆灭。除此之外,鲁迅思想深处还存在着“隐在”的悲剧性,正如舍斯托夫在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现的“悲剧哲学”,它是鲁迅精神世界的内核。鲁迅“悲剧意识”是各种思潮的交汇结果。作为一个极具诗人气质的思想者,鲁迅对存在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思考,这也是他和西方存在主义先驱能够相通的缘由,他们都以非理性的方式把握世界存在的基础。鲁迅的悲剧意识是价值重估的结果,但并不全是秉持现实主义学者所指认那样,绝望只是具体社会事件的产物,鲁迅将其提升为一种本体性的在世态度。然而,鲁迅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密切联系并不能就等同于他是一个西方式的存在主义者。佛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结构,反道德-形而上学预设正好契合了鲁迅思想根源中的“无”,把“中间物”当作唯有的实在,不相信终极至善。同时,鲁迅特殊的“双声”表达方式意味着庄周之“毒”的说法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庄子的拒斥,它还深藏着鲁迅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和认同,那种穿透绝对明晰的历史理性,看到其背后虚空的洞察力,也就是说“悲剧意识”是他们共有的基点。“悲剧意识”产生于那些伟大心灵或迟或早的领悟,如何面对这无可回避的智慧苦果,各有不同的态度,可“空”可“拯救”亦可“逍遥”,鲁迅选择“走”,意味着反对个体意志力的消弭,包孕着悲壮的力量。但崇高被高强度的政治理性异化后,不可置否的权威反而压抑和消解了崇高的内生性。悲剧性的崇高是在强烈的痛感与自我否定中被激发出来的反抗力度和沉甸甸的大欢喜。崇高不全是悲剧性的,但悲剧中往往包含着崇高。鲁迅对崇高美学偏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外来思潮中,尤重恶魔派诗人,其诗力彰显的便是崇高,具体表现在两个同构层面:个体意志与国族精神;此外,在“固有血脉”中,鲁迅尤其重视原初神话传说与宗教的价值,因为其生成本质与崇高关系密切,它们是具有“白心”的初民向上精神力量的凝聚。一外一内,这两条精神线索形成了微妙的对称关系,显示着鲁迅对崇高美学的偏重;最后一个方面是《野草》的“反虚无主义”倾向,然而吊诡的是,《野草》历来被看作鲁迅是虚无派的主要依据,实际上,被误解为“虚无主义”的《野草》正是中国传统“风骨美学”的现代继承者,崇高是它们共有的美学风格,这也是鲁迅悲剧精神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