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集中关注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市场上普遍可见的严重扭曲——金融领域的抑制与操纵外贸部门的关税配额限制相平行，提出货币与实质资本“互补”关系的新观点，主张实行国内利率自由化而非引进外资以放松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同时废除财政对金融的干预和外贸限制，描绘了解决贫穷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一条与众不同的途径。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金融抑制理论的看法仍有分歧，金融自由化改革大获成功的例子也很少，这主要归咎于金融抑制理论自身存在的一些缺失:其一是“政府不会通过货币发行、财政收支直接参与资本积累”假定的脱离实际，宏观经济失衡的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必然是财政、货币、利率政策配合运用。其二是“限制利用外资”政策建议的局限性，片面强调放松国内资金瓶颈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夸大外资的危害，将资本流动的失控与滥用归罪于利用外资，忽视发展中国家资本内流的必然性和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　　金融抑制理论存在的缺失，使其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金融自由化道路嫌过于简单和理想化，发展中国家仅仅是接受了金融抑制理论的“自由化”思想以及核心内容“提高利率”，其金融自由化实践则远远突破了金融抑制理论设计的模型与政策范围，必然伴随财政、货币、利率政策综合运用与大规模资本流动。由于缺乏可操作的理论指导和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在一种近乎盲目的状态下进行，其间存在的宏观经济失衡的困扰、资本流动的失控等问题，加之自由化方式选择与程序设计不当，使得自由化失败成为一种必然结局。与其指责金融自由化的失败，不如批评金融抑制理论的缺失与某种“误导”。　　金融抑制理论的首倡者麦金农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失败的教训，强调经济自由化的‘最佳’顺序，宏观经济稳定应先于金融自由化，资本项目开放通常是自由化次序的最后阶段。这些观点是麦金农最初的理论所忽视的，成为金融抑制理论的缺憾，铸就了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失败。尽管如此，金融抑制理论仍不失为一个开创性的、务实的、先进的理论，其在实践经历的挫折和危机，相对于那种固步自封、闭关锁国条件下出现的问题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变革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