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西方生态理论中,生态社会主义独树一帜,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的批判最为彻底。它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试图寻找到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生态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标示着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在众多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中,乔尔·科威尔最具代表性。他论著丰富,思想深邃,见解独到,出版绿色经典著作《自然的敌人》,与法国学者迈克尔·洛威合作,发布《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和《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无论是从学术影响方面考量,还是从绿党政治方面考量,科威尔的生态批判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思想是时代的声音,科威尔的生态批判思想是在全球生态危机爆发、社会崩溃危机凸显、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汲取发展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关于资本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未来社会设计的相关思想,批判借鉴了生态哲学关于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权主义、社会生态学和生物区开发论的相关思想,也吸收借鉴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中莱斯的控制自然观念、奥康纳的生产性正义理论、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等相关思想。正是在对这些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和吸收借鉴的基础上,科威尔的生态批判思想得以形成发展。科威尔生态批判思想的形成发展大致经历了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从科威尔的著作《自然的敌人》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态批判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他本人对生态危机事件的亲身经历,如在1988年夏季亲身经历了自家花园因干旱而干涸的事件,有感而发。形成阶段集中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他的论著《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和《自然的敌人》是这个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发展阶段是从21世纪初到21世纪中期。从其担任《资本主义、自然与社会主义》季刊主编到2015年期间,科威尔拓宽视域、拓展论域,在《生态社会主义、全球公正与气候变化》、《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马克思与生态学》、《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生态社会主义:一种人文现象》等代表作中发展了他的生态批判思想。总体来看,科威尔生态批判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资本批判、生态政治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批判、生态社会主义建构四部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科威尔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批判资本逻辑、批判资本积累、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绿色经济、批判生态哲学、批判“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批判反生态中心主义制度、批判“生产主义”、以及批判民主缺失等思想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实施方案,包括承认自然界内在价值、形成自由联合劳动力、开展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开展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等。科威尔生态批判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与以莱斯、阿格尔、奥康纳和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的异同方面,分别是聚焦资本展开批评、坚持“内在价值理论”和明确“生态社会主义”立场。其理论贡献则体现在通过聚焦资本来深挖生态危机根源、通过聚焦生产来探寻生态危机出路、通过回归使用价值来解放劳动力、通过形成自由联合劳动力来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四个方面。科威尔的生态批判思想存在内在局限,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观点背离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在:科威尔回避所有制来讨论生态问题,从而无法揭示全球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用生态危机界定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进而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在克服生态危机的主体上,夸大社会精英作用,无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地位;片面认识全球化的后果,无视全球化对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放大资本全球化的生态弊端,进而违背历史潮流地全面否定全球化。二是价值取向陷入神秘主义。科威尔没有认识到“两个必然”仍然是时代趋势,无法认识社会主义何以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何以埋葬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把握历史规律的情况下就大谈大搞生态社会主义,在哲学基础上囿于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自然内在价值论,认为内在价值是一个“反政治经济学”概念,是对原有生产的批判,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深陷生态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无视自然的人化属性,没有认识到人类产生后的自然已经成为人化自然、人类史和自然史已经辩证统一,虚无了自然史。三是政策主张流于绿色乌托邦。科威尔强调要形成生态社会主义合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政党、展开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但却没有解答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基础,没有找到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力量,也没有正视国家机器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这些现实问题不解决,其政策主张只能流于绿色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