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与城市化向前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公众环保意识空前增强，对环境污染问题非常厌恶，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更加偏好，企业面临来自各方面越来越大环境污染的压力，政府面临的“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但是，目前对公众等各社会主体的环境污染厌恶行为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反映公众等社会主体对环境污染厌恶程度的计量指标。因此，本文首次对公众等社会主体的污染厌恶指标体系进行构建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是：（1）运用社会心理学等理论，对公众等社会主体的污染厌恶行为、程度进行界定。（2）运用统计学理论设计了反映公众等社会主体污染厌恶行为、程度的计量指标体系。（3）通过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对公众等社会主体污染厌恶行为、程度等情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研究，对各指标体系之间的内在结构与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公众等社会主体的污染厌恶行为、程度从地域、性别、收入等多角度进行分析，说明公众等污染厌恶心理与这些变量间的内在影响与变化关系。（4）通过对污染厌恶指标体系各指标间关系的分析，提出了社会属性“黑匣子”理论，完善对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理论解释。（5）根据上述分析得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实证分析表明：（1）调整前的政府污染厌恶指数从2006年的-1.64提高到了2014年的0.69，提高2.33个点；调整前的企业污染缓解强度从2006年的-1.47提高到了2014年的2.42，提高4.99个点，这说明我国政府污染厌恶程度和企业污染缓解强度在逐步提高。（2）收入每增长1万元，民众污染厌恶指标提高0.22个点；污染排放强度每增长1个单位，民众污染厌恶程度增长0.572个点；地理位置每靠近东南沿海300公里，民众污染厌恶程度降低0.064个单位，这说明公众污染厌恶程度受到污染程度、收入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其中受到污染程度影响最强烈。并且，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可以通过影响平均收入影响民众总体的污染厌恶程度。（3）在加入污染厌恶综合指数的情况下，通过构建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方程表明，经济增长确实会造成污染程度的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这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基本吻合。（4）我国民众污染厌恶程度在个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最大差异达到了53%；而地方政府在地区间的差异较小，最大差异为20%；地方政府污染厌恶指标平均值为57.36，高于民众污染厌恶指标平均值5.29个点，且通过假设检验，污染厌恶地方政府污染厌恶程度与公众意愿存在错位问题；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不能灵活按照民众意愿变动，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策在环境政策决策中具有较少的自主权造成的，所以提高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中的自主权是有必要的。本文的创新有以下几点：（1）首次对公众等社会主体的污染厌恶行为、程度等概念进行了界定。（2）首次构建了污染厌恶指标体系，通过考察各指标间的关系、设计了社会属性“黑匣子”理论，完善了对库兹涅茨曲线（EKC）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