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广东产业转移机制研究——基于合作开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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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价值链局部转移形成产业发展的珠三角地区因存在价值链提升的内生型升级困境,在面临生产要素重新定价之后,不得不进行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实质的外生型产业升级。由于产业结构形成决定了后续发展的路径依赖,2005年以来广东沿岸成功地承接了国内外新一轮重化产业转移,但是山区及两翼与珠三角联合推进的“双转移”战略却收效甚微。直到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急剧下降,以合作开发为机制的“双转移”战略才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2009年上半年,省级产业转移园开发面积从53平方公里扩大到80平方公里,投入开发资金从111多亿增长到260多亿元,建成项目数与投资额分别是2008年末的1.88倍和2.22倍。为什么广东外生型产业升级一直难以进行,而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以低端制造业和低端劳动力的“双移出”、先进制造业和高素质劳动力“双移入”为内容的“双转移”战略却取得了重大进展?  为了回答广东产业转移的外部条件和内在机制,本研究首先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从产业转移的原因、机制及影响三方面,明确产业转移的研究现状与不足,并从模式和机制两方面探讨合作开发对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其次,对比分析金融危机前后产业转移的情况,了解产业转移平滑进行的宏观经济条件。再次,引入演化博弈的动态复制方程,从理论层面探讨地方政府积极或消极参与转移工业园建设的影响因素。最后,对比分析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省级转移工业园,从经验层面归纳合作开发对产业转移的机制性作用。  研究发现,合作开发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产业转移:首先,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扩张需求与山区及两翼的发展空间相结合,实现了山区及两翼地区的资源资本化。其次,将珠三角地区企业有规划地转移,加快了转移园区的产业集聚,创造更大的合作收益。再次,顺应了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更容易得到上级政府的补贴,从而加大了转移园的开发力度,有效地提升了招商引资的层次。最后,事先设定的利益分享机制,以及不断强化的政绩考核体系,从激励与约束两方面深化了双方参与产业转移的程度。由此,合作开发加快了区域间协调发展的进程,并形成了以珠三角为核心、山区和两翼重点园区为基地的全省产业新格局。该格局与“前店后厂”模式相比存在“一同三异”:即资源资本化的发展机制相同,但比“前店后厂”模式具有更深的社会参与、更大的政府让利、更高的对外依赖。基于上述机制和产业格局,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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