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纳粹德国屠犹以及美国的反恐战争和“人道主义”战争使得部分个体或群体的生命被卷入政治的波涛之中。令人疑惑的是,在人权与法治高歌猛进甚至日臻完善的年代,在自由民主制的荣光之下,为何人类的生物性身体的生存成为了问题?这促使理论家们对人类生命与政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生命政治思潮应运而生,成为哲学与政治社会理论的重要议题。生命政治理论的特点是思考政治与社会权力对人的生物性身体作用的问题,开辟了一条迥异于传统政治学的道路。“生命政治”一词由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科耶伦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而米歇尔·福柯于20世纪70年代对其进行了重新塑造。当下热议的生命政治话题正是在福柯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作为福柯最为重要的话题接力者引领了当代生命政治研究的热潮,他的生命政治理论特色乃是运用去历史化的结构分析方法,从主权—法律批判的角度对西方政治哲学进行解构进而挑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国内外学界普遍默认了将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视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观点,缺乏对这一观点的辨析和论证。国内学界有着承认和否认生命政治作为政治哲学的两种对立观点,但在生命政治这一主题之下各个研究生命政治的思想家的研究路径并不一致甚至经常相抵牾,而这些研究都只是从整个生命政治研究流派出发进行讨论,缺乏针对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具体辨析。生命政治研究流派内部在研究路径与范式上同样存在着巨大差异,整体性的探讨并不能廓清其中某位理论家的具体特点,例如以技术问题作为研究路径的生命政治理论显然不能被视为政治哲学。同时这些研究所依据的政治哲学定义与框架并不相同,这是它们得出不同结论的重要原因。上述情况使得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问题晦暗不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与传统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断裂,倘若不加辨析地以传统政治哲学的概念去理解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会造成误解与混乱,但倘若简单地否认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作为政治哲学的身份又会使得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我国当下的政治哲学复兴热潮中失语,进而难以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提供有利的思考。因此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进行阐发有利于完善我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体系,并服务于我国当下政治文明建设与后疫情时期社会治理的实践。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是一种施特劳斯所界定的柏拉图式的、以哲学压倒与规划政治、批判与超越染指生命的例外机制的政治哲学。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要用哲学的方式来处理政治,探求政治事物的本性。而柏拉图就以作为自然存在的理念来批判和规划现实政治。阿甘本将柏拉图的理念解读为未被语言所污染和歪曲的生命本真存在样态,把自身对生命的理解与追求化为“理念”,以其批判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现实和进行新的政治规划。在阿甘本看来,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西方政治哲学都具有一种例外的纳入性排除结构,这一结构缘于西方哲学本体论中语言对存在进行预设的效力。它通过赋予生命外在规定的本质将生命切割为作为质料的自然生命与作为形式的政治生命,这是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根源。要超越生命政治,就必须使西方哲学政治的例外结构失效。通过对西方政治哲学史的简要考察,可以从哲学人类学、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三个纵向问题域和价值性、公共性、现实性、批判性四个横向维度建构起政治哲学的框架。通过主要使用思想史与阶级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上述框架内呈现出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政治哲学面貌。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源于对纳粹屠犹和美国反恐战争等政治现实的思考,以及对后现代政治哲学和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回应。阿甘本继承了福柯生命政治理论的研究主题,但又通过对古希腊政治哲学、中世纪政治神学、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及左翼政治哲学等理论资源的将生命政治的研究领域从福柯的微观视阈拓展至主权与法律等传统政治哲学的宏观领域。在哲学人类学层面上,阿甘本指出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将存在划分为本质和实存,而这个所谓本质不过是人为的外在规定,不具有先天性。因此支撑西方政治哲学的哲学人类学基础不过是一种虚构人性的例外机制,它通过寻找人与动物的差异,以否定性的方式来定义人性,并将人设定为高于动物的存在。因此它能够以否定一部分生命具有人性的方式来划分人与非人,这就为生命政治以为了人类的安全幸福之名将一部人非人排除出共同体并将其无罪地杀死提供了前提条件。人性甚至可以从人身上被分离出来,而这种被分离了人性的极端形象就是纳粹集中营中的“穆斯林人”,“穆斯林人”有力地证明了人性的虚构。在政治理论层面上,由于主权是以例外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使得它具有绝对性,可以随时通过例外机制使自己在法外行动却宣称其行为合法。古代的家政领域通过思想史的演化在现代与政治领域重合,其中的物质生产和维持生命的内容成为现代政治的头等大事。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本处于边缘位置的生命由此进入了西方现代政治的中心场域,成为了政治管治与维护的首要对象,同时西方现代政治保留了古典政治的例外结构。这导致现代政治彻底转化为生命政治,主权在维护生命安全的目标（或借口）下通过例外的逻辑对生命的捕获和杀戮愈演愈烈。因此阿甘本认为以权利为原则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根本无法保护生命免受权力的侵害,不仅没有公民权的难民会遭受非人的对待,连公民也可能在主权的例外运作下随时失去合法权利。在阿甘本看来自由民主国家发展经济改善物质生活与极权主义国家杀戮生命遵从的都是生命政治逻辑,两者是一体两面并可以迅速相互转化。在政治制度层面上,阿甘本指出在民主制的三权分立制度在例外状态下彻底失效,因此不可能制约主权的绝对权力,因为整个秩序包括民主宪政制度都是依赖主权在例外状态下的法外行动开创和维持的。同时阿甘本还指出所谓民主制的权力根本不在人民手里,而是被资产阶级政府的行政权行使。人民概念与人民主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幻象,被资产阶级政府操控的主权在例外状态下进行法外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及经济利益。在这三个层面上对生命政治进行批判之后,阿甘本还提出了应对生命政治的方案,即使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例外结构失效进而无从捕获生命。首先他通过将人设定为如其所是地存在、没有什么本质要去实现的动物,以持存不去实现潜能的自由消解了虚构人性的例外机制,避免了对生命质量优劣的划分,从而使生命政治失去了人类学基础;其次他通过弥赛亚式的革命使行使法律的分隔机制失效,权力也就失去了捕获生命的例外结构;再次他以“使用”代替了资本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权利”尤其是财产权,进而设想了一种无例外结构的全新共同生活形式。本文在对上述问题域的论述中呈现了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的价值性与公共性的维度（对可欲的公共生活形式的探讨）、现实性与批判性的维度（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当下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现实的批判）。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之所以是一种政治哲学因为:1.它符合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定义,即通过检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并探求政治事物的本性。2.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内容覆盖了哲学人类学、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三个政治哲学的主要纵向问题域,同时也具有价值性、公共性、现实性与批判性四个政治哲学的横向维度。不同于传统规范论的政治哲学,阿甘本的政治哲学的特点是关注例外问题。它探讨了作为规范前提的例外结构下人性的定义、权力的运作机制及权力与生命的关系的问题,并力图使例外的结构失效。阿甘本通过例外范式解构了规范论政治哲学下的公民身份、政治权利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指出这些要素依赖于主权对秩序的开创与维护,而在例外状态下这些要素则全部失效了,并不能有效保护生命免遭主权的暴力。主权通过例外状态将生命排除在本应受到保护的法律空间之外使其赤裸化,同时又通过直接作用于生命来捕获它,因此生命政治运作依赖的正是例外的纳入性排除逻辑。阿甘本揭示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被遮蔽和忽视的、作为其隐秘前提的例外部分,规范依赖于例外而建立,两者一同组成了政治哲学的完整结构。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在理论上暴露了西方政治哲学的生命政治底色,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拓宽了西方左翼批判的议题,有利于激发习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思考;在现实上有利于我们认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虚伪的意识形态下奴役生命的事实,并为我国在后新冠疫情时期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与借鉴。同时由于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背离使得他的政治哲学过于依赖结构分析的方法,将西方文化结构本体化了并视之为生命政治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阿甘本的政治哲学在解释世界的问题上偏离了现实显得偏激,在改变世界的问题上又缺乏改变现实的革命行动力。所以必须要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对其进行改造,方能消除其负面影响,以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