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曾经指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处于急剧社会转型时期,其城市化发展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都意义深远。然而谈到城市化,人们所关注的往往集中于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改善城市环境,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却不够深入细致。我认为,农民市民化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是当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更是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随着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火如荼的农民市民化“运动”如影随形,然而农民市民化绝非“户籍城市化”一转了之这么简单。进城后的农民需要的并不是一纸简单的身份认证,而是身份背后的权利共享、利益保障、文化融入、生活方式的适应等一系列转变,否则“户籍城市化”的农民就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既不像市民,又不像农民。人口城市化是农民市民化的舞台和载体,农民市民化是人口城市化的结果和目的。农民市民化理论是对人口城市化理论的深化和延化。由于科学发展观的迫切理论诉求,加上和谐社会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特别是随着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凸现,迫切需要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研究。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分述如下:第一章,绪论。陈述了本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对中外相关研究文献综合评述,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论文的写作思路和逻辑结构,总结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基本概念解析。阐释城市、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一般涵义的基础上,对本文中所涉及的人口城市化概念作了相关界定。在对“市民”及相关概念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市民”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享有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权益,习惯于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口。在中国,拥有城市有效户籍是享受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权利的前提,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是市民的主体。在我国,农民属于身份范畴,比较了农民、农业生产者、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农民市民化是指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在地域、职业、身份、权利、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由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其间伴随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异化。按照发展阶段的不同,农民市民化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农民市民化的初级阶段是指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不断由农村居住转变为城市居住,并获得市民身份和享有市民权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民不断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因此,我把此过程称为农民的“城市居民化”过程,并籍此提出和阐述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研究应建立“农民城市居民化”的范畴和理论。“农民城市居民化”是进入城区或者城镇内的农民其市民化的“初级阶段”即“准市民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社会经济权益的一体化是进入城区或者城镇内的农民其市民化的“高级阶段”,即“完全市民化”;而城乡一体化,消灭城乡差别,则是人口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农民市民化的高级阶段是指在农民“城市居民化”基础上,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不断与市民相互融合的过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农民市民化是进入城区或者城镇内的农民的市民化问题,不包括居住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或者按市建制属于行政区划内但不属于城镇城区户口的农业人口的市民化问题。第三章,着重从人口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探讨农民市民化问题。从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来看,人口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工业化是农民市民化的推动力,非农化是农民市民化的加速器;城市化是农民市民化的载体;城乡一体化,是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终结。在此进程中,人口城市化是农民市民化的前提条件,是农民市民化的载体,而农民市民化是对人口城市化内涵的扩展,没有农民市民化就没有真正的人口城市化,没有社会的现代化。总之,农民市民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农民进城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各种权益缺失问题做了考察和分析,包括就业机会、权益保障、子女受教育等权利问题。第四章,以“农民城市居民化”理论为支撑,对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城市居民化”适度规模进行研究。综合分析农民城市居民化的主客观条件和制约因素,分别从农业生产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资源环境状况、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就业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对农民城市居民化制约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应“适度城市居民化”的结论。并从适度人口论、城市适度规模论、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探究农民适度城市居民化的理论渊源。提出农民适度城市居民化应遵循五项原则:时间空间原则、可持续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公平性原则、分层转移原则;同时介绍了国外农民适度城市居民化的方法和措施。第五章,进一步运用“农民城市居民化”理论对目前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滞后与过度”农民城市居民化问题进行剖析和研究。系统分析了农民城市居民化滞后与过度发展对我国农村、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隐患。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存在,“三农问题”长期难以得到解决,不利于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无益于社会稳定;农村高质量劳动力流失,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农村养老问题凸显,农村男子成为婚姻挤压的牺牲品;城市贫困人口增多,城市资源短缺,城市环境污染加重。历史欠账是农民城市居民化滞后发展的历史根源,社会排斥是农民城市居民化滞后的现代根源。因为社会排斥是城市居民维护既得利益的途径,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仅仅是农民城市居民化的起点。第六章,着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高级阶段,即入城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问题。从生活方式城市化来看,农民市民化属于人口现代化范畴。本章考察了城乡生活方式冲突的外在表现,指出生活方式冲突制约了农民的城市性融入。鉴于异地城市化中的农民(指入住城镇的农民),其生活方式的改造是在城镇环境中(以城市生活方式为主体),经过较为短暂的冲突,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相对较快;而就地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其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在农村环境中(以乡村生活方式为主体),经过较为漫长的调适,向城市生活方式靠拢,带有一定的不彻底性,所以“异地转化”更有益于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第七章,农民市民化发展路径。本章介绍了农民市民化的国外发展模式,如英国的强制性模式、美国的自由迁移模式、日本的人口城市化与农民非农化相结合模式;分析了农民市民化的系列障碍,包括:认识障碍、制度障碍、政策障碍、信息障碍、素质障碍、成本障碍、融入障碍;在农民市民化发展路径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指出各自的职责:政府需进行制度与机制创新,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城市适度人口规模,培育农民市民化的有效载体;农民需提升自身市民化能力(包括人力资本存量与社会资本水平),市民需培育公平理念;公共组织应积极发挥中间作用,社区需创造和谐的城市融入环境。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实现突破和创新:第一、理论方面:1.市民概念的界定。本文所指“市民”是指生活在城市中,享有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权益,习惯于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口。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城市人口、城市居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2.从人口城市化视角定义农民市民化。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在地域、职业、身份、权利、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由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其间伴随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异化。按照发展阶段的不同,农民市民化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农民市民化的初级阶段是指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不断由农村居住转变为城市居住,并获得市民身份和享有市民权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民不断由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因此,此过程又称为农民的城市居民化。农民市民化的高级阶段是指农民在“城市居民化”基础上,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不断与市民相互融合的过程。此阶段以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为核心。农民市民化的高级阶段也称为“完全市民化”阶段。3.提出并阐述了农民城市居民化理论。以农民市民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为区分,划清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界限,既发展了适度城市化、健康城市化理论又解决了农民市民化适度规模等问题。从城市适度人口规模视角,探究农民城市居民化适度发展理论,提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探究了滞后与过度农民城市居民化对城乡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危害。第二、研究视角方面:在人口城市化背景下研究农民市民化;研究农民的“被动市民化”与“主动市民化”;探究农民城市居民化适度发展规模。第三、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农民城市居民化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身受滞后居民化之困,可随着人口城市化“大跃进”的出现,如火如荼的农民城市居民化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由此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基于农民城市居民化滞后与过度发展的弊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提出农民城市居民化应适度发展。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数据的获得性障碍,本文只是提出了农民市民化率、农民城市居民化率、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率衡量指标,没有进一步实证分析;未能构建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衡量指标体系;对农民城市居民化适度规模只是做了理论探讨,未有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