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重要现象,他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在如何继承鲁迅的精神,如何发扬五四新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如何发扬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与直面生活、拥抱生活等问题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自它诞生之日起就预示了它在中国文艺史上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中国文艺史上一个重要的文献,它影响着延安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新中国成立后,被阐释下的《讲话》所设立的文学规范和文学体制模式开始推向整个新中国,影响了新中国文学几十年的创作道路。胡风的文艺思想就是在《讲话》雄心勃勃地把其在延安根据地及解放区设立的文学规范试图推向全国的路途上与其发生了碰撞,从而导致他不幸命运。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目前学术界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第二章旨在探讨胡风的现实主义与其反对者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在反抗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认为这两种倾向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胡风不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为政治服务,在胡风看来不是去图解政策,用标语口号进行创作,而是文艺要紧密地反映现实生活,作家还要用自己的热情去投入到创作当中,与创作对象“相生相克”。这就与反对者之间发生了分歧。第三章讨论民族形式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论争的焦点问题。本文认为民族形式问题涉及旧形式的利用和五四新文学的评价。论战一方认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从而去贬低五四；另一方虽然不同意此观点,但是已经对五四进行了改写。胡风作为五四的坚决拥护者,对上述两方都进行了批判。民族形式问题到了《讲话》就成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此时,工农群众地位被抬到了很高,由于对五四新文艺的坚持,胡风对旧形式和农民的看法上与《讲话》存在分歧。第四章试图探寻知识分子问题产生的原因,浅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指出胡风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与《讲话》不同的,胡风在政治上也有很多盲点,这些预示了胡风建国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