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史书之一,它记述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史记》同时开创了中国纪传文学的先河,深受国内外读者和汉学家的喜爱。国内外对《史记》研究和英译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中,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翻译了《史记》中的80卷,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史记》英译本。受中国外文局委托,杨宪益夫妇于1941年开始翻译《史记》,前后共翻译了31卷,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皮埃尔·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迪厄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理论,并被应用在翻译研究中。根据翻译社会学中的惯习理论,翻译活动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本文从词汇、句法、篇章和误译四个方面对华兹生和杨宪益的译本进行了对比,根据惯习理论,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进行总结和分析,重新审视社会因素对翻译的作用,希望为中国典籍走出去有所助益。研究发现,包括译者的家庭背景,工作经历,意识形态和目标读者在内的外部环境塑造了译者的翻译惯习,而译者惯习则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具体来说,基于其教育背景,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华兹生认为翻译的第一要求是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又因其将目标读者定位为普通读者,所以便产生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惯习。在这一惯习的作用下,华兹生在翻译过程中多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具体表现在:一,极具感染力的译入语词句选择,大量修辞手法的运用,对于词汇和语句的补充注释;二,按照西方史实文学的谋篇布局,对《史记》进行大规模的体例调整;三,过于强调译作的文学性。而与之相反,家庭背景,工作经历等社会因素让杨宪益产生了中国文化惯习,而在这一惯习的作用下,杨宪益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具体表现在:一,在翻译过程中追求与原文本的对等,语言风格平实,较少采用注释;二,保留原文本的纪传体结构,并未对原文本进行大规模的体例调整;三,强调译作的忠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