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在农村表现为:以家庭为中心、按血缘关系划分的差序格局向现代社会分层结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流动开放的社会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城市化与非农化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变革中最醒目的景象，这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流动，直接冲击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农民家庭稳定与否，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关键，从而是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关键。因此，本文以社会转型加速期下的河北定州农村为研究地点，以非常规核心家庭为研究对象，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从社会互构论的观察和研究视角，对户籍制度变迁与外出打工家庭策略相互作用下的定州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导论，交代了问题的缘起和选题的意义。在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概念和理论视角，并对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进行说明，对研究地点进行交待。制度变迁（特指户籍制度变迁）为定州农村家庭制定外出打工策略提供了依据，由此拉开了国家与家庭互构的序幕。　　第二章主要论述农民外出打工策略的实践过程。外出打工引起家庭结构变动，从规模与外形上看，家庭成员外出，尤其是外出的模式选择，直接导致了家庭人数减少，规模缩小，家庭类型结构发生变化，非常规核心家庭成为一种重要的家庭形态，其特征是:具有血缘关系、并且在社会和经济上具有共同利益的家庭成员没有居住在一起;其家庭生命周期的特点是:在家庭发展的各个阶段，妻子是家庭的主要和固定成员，丈夫在大多数阶段都处于缺位状念。非常规核心家庭的存在，反映了家庭形态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拓展了传统意义上学者对家庭结构的分类，改变了人们对家庭概念和性质的理解，经济支持取代传统的共同居住和生活，成为现代家庭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物质条件，家庭的自我认同意识延续至今，成为家庭存在和维系的一个精神条件。　　第三、四章主要是分析农民如何调适和建构适应于外出打工策略的家庭关系。非常规核心家庭是外出打工家庭策略实施的必然结果，同时也面临着内部关系的调适和外部关系的建构，调适和建构的原则是家庭整体利益至上，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家庭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当然，在家庭策略实践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些是可预见的，有些是不可预见的。　　非常规核心家庭的内部关系比较简单，由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构成。家庭内部关系调适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对于夫妻关系来说，包括经济关系、情感与性的关系、权力关系等;对于亲子关系而言，则主要是指子女社会化和赡养老人问题。在非常规核心家庭中，男性外出，妇女和孩子留守是家庭基本特征。适应于这一特点和家庭策略的要求，家庭成员的角色关系必然要进行调整，表现在夫妻关系上:“男外出，女留守”，改变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女性除家务劳动外，开始参与家庭外的生产劳动，经济地位获得提高。而男性外出，其生活与日常家庭活动相脱离，减少了对家庭的参与决策，权力相应地让渡给妻子。夫妻间的这种新型角色选择与定位使得他们的家庭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合作体。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与性生活，因空间距离的阻隔，被压抑和隐没。在亲子关系上，由于父亲的缺位，导致父子沟通障碍，子女社会化出现问题，产生孤独感，情绪不稳定，缺乏权威认同，出现厌学倾向。家庭养老问题也凸显，除了提供经济援助，子女无法给予老人日常的生活照料，以及精神上的安慰，老人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赡养状态。由于居住分离，日常生活互动不便，非常规核心家庭成员不得不改变沟通手段，依靠书信、电话、手机等来维持联系，这使得家庭内部交往趋于形式化和理性化，出现角色紧张和冲突。　　家庭外部关系是同家庭内部关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包括家庭成员与亲属的关系，以及与邻居的关系。非常规核心家庭外部关系的建构也是外出打工策略的组成部分，是服务于既定的整体策略。由于丈夫外出导致的非常规核心家庭所面临的困境，不得不借助于外界支持，即通过家庭外部关系获得解决。在农村，亲属关系与邻里关系是两种重要的外部关系资源。非常规核心家庭与亲属、邻里的交往可以看作是家庭成员，尤其是留守的女性成员策略性地运用关系资源的过程，妻子通常会在丈夫外出之后，以自我和家庭为中心，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人际交往模式:在亲属交往中，功利性地建构实践的亲属关系，做到互助互利;在邻里关系中，以地缘为主的交往呈现利益人情并重，体现了互惠互利。家庭外部关系建构不再仅仅依据血缘关系，姻缘及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互惠互利的等价交换原则日益彰显，因而体现了一种理性化、商业化的趋势。传统的人情关系发生变化，差序格局从伦理向人情利益并重的差序格局转变。　　第五章是全文的理论总结与对策思考。非常规核心家庭是农民适应制度变迁、外出打工实践的结果，由此引发的各种家庭问题及社会问题，对缓慢变革的户籍制度造成巨大冲击，对中国制度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提出要求。制度变迁与家庭策略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正反映了国家与家庭两大主体互构的过程。劳动力外出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经济发展必然发生的规律性现象，而且会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特殊艰巨性而长期存在，这样因外出打工导致的非常规核心家庭也将长期存在，对此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并积极改善或缓解。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本文提出如下解决思路和对策:重建农村社区，加强社区与家庭之间的联系，用社区资本为非常规核心家庭提供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和各种援助，最大限度地减低农民的成本;强化社会政策对社区重建的支持，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非常规核心家庭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