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传播是传播学中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环境传播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增设了环境传播学科与课程。二十一世纪初,国际上有关“环境与传播”的年会定期举办,有关环境传播的学术期刊陆续发刊。至今,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已扩展至“环境话语与修辞”、“媒介与环境新闻”、“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社会营销与环境倡议运动”、“环境合作与矛盾解决”“环境风险传播”、“大众文化与绿色市场中的自然表征”等多个方面。目前,国内的环境传播已经起步,所涉及领域多限于大众传媒的环境新闻报道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努力不懈地始终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除1984年将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外,基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话语也先后出现在国家发展纲要以及各种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国家领导峰会和环境论坛中。环境传播课题在中国的发展与研究,不仅对于保护与改善环境本身十分必要,而且对于探讨国家的环境责任以及提升国家形象也意义重大。因而,将中国环境传播研究目前较单一的环境新闻研究领域扩展至其它多分支领域,这对国家发展及环境传播领域的理论完善都极具学术价值。本论文的形成主要通过以下三个层面：国内外资料搜集与实践总结、剖析；思考的路径；结论与研究价值的可靠性论证。文章在对国内外有关环境传播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综述与评析了环境传播的概念演变；环境传播的社会和文化建构立场、方法及框架；环境传播中的修辞策略；环境政治；新旧媒体的环境传播；以及环境风险传播等几大热点研究领域。之后,本论文将环境传播与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相结合,创新地提出二者影响与互动机制,并对环境传播运作机制中各要素对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影响分别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在对环境传播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笔者将实证与实质性研究方法相融合,基于文化批判与社会建构的立场,剖析了大众传媒、网络新媒体、环境NGO及政府部门的环境传播对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影响,其中包括从大众传媒的环境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来反思其绿色公共性；提出网络新媒体进行环境传播的门户、搜索及聚众式传播方式,以及从“绿色”新闻、“绿色”议题向“绿色”公众培育的传播态势；网络传播的“绿色”话语与主流大众传媒的话语同构；环境NGO的传播运作机制与媒体策略,以及环境NGO的话语形式与种类对公民“绿色”身份的建构、对绿色公共领域的影响；政府的环境传播机制、特点及“绿色”话语实践等。这些也都是本文与国内以往环境传播类研究相比的创新之处。笔者在研究中注重多元全面的分析方法,不仅运用了大量案例分析,比如从环境风险的建构视角考察了厦门、广东番禺的集体“散步”事件,网络绿色公共领域形成与发展中的三大事件—“怒江建坝之争”、“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事件”、“南京法桐保卫战”；还运用了话语分析方法,如对环境NGO主办的“地球熄灯一小时”行动的官方宣传文本与气候变化的话语实践进行详细解读；从政府的绿色语言与行动出发,考察分析了政府环境传播中“节能减排”话语的整个建构过程。同时,笔者为保证结论与研究价值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分别针对普通公民、报纸环境新闻报道的条线记者、环境NGO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搜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由于环境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较集中于国外的理论文献,因而笔者查阅的英文原版书籍及期刊较多,结合这些丰富的二手英文原版资料,本论文在国内外关于环境传播的资料搜集上比较多样与全面。此外,笔者曾经在浙江电视台从事三年的电视记者工作,对环境新闻报道有切身实践,之后又在国际环境NGO—世界自然基金会从事了两年的环境传播工作,此间不仅搜集了国内外大量环境NGO的相关资料,而且组建了长江中下游环境新闻条线记者的报道网络,与国内环境记者保持了较多联系与互动,这些都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与实践来源。本论文不仅将环境传播的概念与研究方法较详细地引入国内,既弥补了国内在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不足,又丰富了世界环境传播的中国内容,而且在环境传播与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影响研究方面提出了以上诸多创新点,这些都为学者今后在环境传播各分支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