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绍兴县,由清代山阴、会稽两县合并而成。绍兴地理,依山带海,农产丰阜,盛产茶叶、棉花、桑蚕;绍兴手工业发达,城中酱坊、箔铺林立,城外还形成了华舍这样的专业性的产绸市镇;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绍兴形成了发达的商贸经济。商业的运作,依赖一定的市场秩序。在清末民初的绍兴,与市场运作相关的秩序有四个:商人个体层次的微观秩序、行业秩序、商业宏观秩序、政商秩序。绍兴商会并不是商品经济水到渠成的产物,并不是商民群体自发结社的产物,而是在官厅的行政推动下成立的。绍兴商会的成立,使一大批商业精英被组织起来,使他们获得了组织性,使他们获得了行动力。后来绍兴商会逐渐形成的包罗各行业、深入各乡镇的社会网络,使这些商业精英的行动能力获得拓展。商会法定团体的社会身份,意味着绍兴商会与官厅有非比寻常的亲密关系。这种政商关系,对商会的商业行政亦有裨益。商人个体之间的钱债纠纷,是商界微观秩序失序的表现,是市场环境出现问题的表征。绍兴商会在维护商界微观秩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绍兴商会利用其组织体系,有组织、有章法,并且在与民间力量、官厅的合作中调解商人的钱债纠纷。绍兴商会在维护行业秩序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绍兴商会通过向官厅转呈行规,通过为行规提供备案服务,增加行规在工商业者心中的公信力;另一方面,绍兴商会通过调解行业纠纷去维护行业秩序。虽然商会有一定力量去维护行业秩序的稳定,但是商会并没有能力去推动行业秩序的改良。这是因为绍兴商会缺乏行业层次的控制力。对于金融秩序、社会秩序这样的与市场运转密切相关的地方宏观秩序,绍兴商会也有极力维持。绍兴商会对地方秩序的介入有城乡之别。在城区,官绅体系比较发达,有能力承担公共事务,所以绍兴商会对城区公共事务介入较少;在乡镇,官绅体系不甚发达,官绅体系往往需要在乡镇商会的配合下才能完成公共事务,这导致乡镇商会对地方公务有较多的参与。绍兴商会在官商之间扮演了桥梁作用。但是商会在政商秩序中的作用并不可以用“通官商之邮”一概而论:在个体商人层次,商会在上达商人诉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行业层次和整体商界层次,商会的桥梁作用就有了显著的下降;此外,由于官厅缺乏对商会的奖惩手段,商会往往对官厅的政令漫不经心。总体而言,绍兴商会在维护商业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商会并非全能,是有其活动的边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