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博物馆的认知从官员、使节、留学生踏出国门开始,对博物馆的研究则从王韬思考博物馆现象开始,中国人对于博物馆的接纳过程是西方先进的制度、理论与中国传统社会逐渐融合的过程。中国近代博物馆学已经具有世界高度,与西方博物馆学的发展相差并不大。近代博物馆学对于博物馆的性质与定义、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并进行了有益探讨。本文的研究即围绕近代学者关于博物馆的性质与定义、博物馆的社会功能的观念变化展开,将一个较为完善的博物馆学框架作为参照体系,审视近代博物馆学的研究范畴与成果,并力求探寻其背后的历史原因。关于博物馆的性质与定义,近代学者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博物馆的实物性,随着博物馆本身的发展与民主革命运动的进行,学者们才逐渐重视博物馆的另一个本质属性——公共性。因此,近代博物馆学者发现了博物馆从文物藏品的仓库到为社会服务的教育机关、公共文化机关的转变。近代学者关于博物馆社会功能的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博物馆的社会功能由时代赋予,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断扩充。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保存功能和教育功能,它们的内涵与时代主题紧密联系,随着时代变化而各有侧重。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中,近代学者最重视的是教育功能,保存、研究和娱乐功能皆为教育功能服务。第二,博物馆服务对象从社会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博物馆的民主化、公共化与民众的受教育水平相互促进生长。第三,学者们对博物馆学的认识是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过程。当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日益突出,学者们不再仅仅以国家形象需要而是民生建设需要的原因呼吁建立博物馆,由此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学说,如陈端志的“三大效能说”、杨钟健的“三使命说”、曾昭燏的“四大功能说”等。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新教育运动等救亡运动,学者们对于博物馆的思考与自强、实业、民主、科学、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近代关键语汇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博物馆学在与国际博物馆学进行了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走出了自己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