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博士论文是关于凤羽街的历史人类学个案研究。作者尝试通过村落研究，建立起白族起源、形成与发展，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交流与建构的个案。　　 20世纪早期开始，白族历史文化研究，一直是史学界、人类学界的热门话题。从宏观的视角来判断，虽然存在不同观点，甚至不同学派间的分歧，但总的来说一部“白族史”已经重构完毕。　　 当大框架、大线条的架构已经确立，或者说初具规模的时候，把大叙事“落到实处”的“小历史”研究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以小见大’’的村落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乡土文化、地方传统的探讨，以个案研究支撑大历史的书写、解释模式，成为当下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　　 本研究以千年古村凤羽街为田野点，尝试以村落研究的方式，为白族历史文化，特别是白族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与交融的过程建立个案，着力探讨“文化接触与建构”话题，让大而话之的学术研究有一个看得见、模得着的模型。更进一步说，凤羽村落研究立足于乡土研究，但力求超越地域局限，把村落研究上升为对白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甚至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等命题的探讨，以凤羽个案的实践，为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交流与建构提供解释模式和行动路径。　　 凤羽是洱海北部的一个山间坝子，坝子中最大的村落被称为“凤羽街”。凤羽街是一个7000多人口的大聚落，居民全部为白族。它的文化发展史，最晚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由此开始，以“凤羽铜鼓”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根基文化，到汉晋时期凤羽居民“土人”在“鸟吊山”捕鸟的习俗，到隋至初唐时期的“西洱河蛮”部落的凤土，凤羽土著文化发展的线索清晰可见。南诏大理国时期，凤羽一度置县设郡，是“白王”较为依重的核心统治区“内府”之一。佛教的传入，以及由此引发的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融与整合，形成了佛教味十足的凤羽文化。元代“崇释”与“重儒”并行的凤羽文化，到了明代开始发生较大变迁。明清两代，儒学与汉族民间文化双双进入凤羽，导致了凤羽文化与汉文化的广泛接触与交流，凤羽文化由“重佛”转向“重儒”。由此形成的凤羽文化，充满儒学与汉文化的影子。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进行主权民族国家建构，凤羽文化更具有“汉人公民身份”的特色。因此，近代以来的凤羽文化，是明代开始本土文化与汉文化接触与建构产物。　　 凤羽是作者的家乡。本文以《序论》开篇，从作者自身“文化持有者”的视角，对凤羽白族村的基本情况，作者对白族文化与汉文化关系的理解、理论工具的适用等方面入手，交待了本项研究“为什么做”、“做什么”、“怎么做”等关键问题。　　 文本的第二部分，是从考古发现、历史文献与民间传说切入，梳理了凤羽地区由青铜时代至新中国建立的“历史传统”。这一部分的探讨，是基于作者历史学背景、考古学与人类学实践而进行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目的是为读者系统地重构凤羽村落发展的历史过程，给大众奉献一部完整的凤羽“村史”。“村史”其实就是一部凤羽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交流及建构的历史。小小的凤羽白族村发展的历史轨迹，仿佛是缩小版的一部白族史。　　 第三部分是对凤羽街居住空间、亲族制度、婚姻、丧葬、宗教信仰等当下活态文化的陈述与分析。这一部分采用“文化持有者”的视角，以作者在场的方式，对以“充”为基本单元的空间格局、有完整本土称谓系统的亲族制度、成人与成家仪式意义的婚俗、生者与死者相聚的丧礼、多元的宗教信仰等等进行叙述与解读。多数材料来自作者的家庭、家族和亲身经历，具有“乡绅说事”般的情调。　　 文化陈述的目标是进行理论解读。第四部分从凤羽白族村出发，应用历史人类学方法与文化建构理论、中间地带理论等解释工具，把“村史”与“村落文化”上升到“族史”与“民族文化”的高度。对白族文化起源、形成与发展，特别是白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交流与建构的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白族文化建构经历了本土文化起源与发展、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文化、佛儒并重的元代白族文化、明清时期儒学与汉族民间文化影响下的白族文化四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和特色。对于学术界长期存在的“白族与汉族的差异在哪里”疑问，作者从亲族称谓、语言、宗教信仰、家庭与社会结构、族群意识等层面，对白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内在差异性进行了类比和论证。　　 文本的第五部分，作者试图得出一些不太成熟的结论，因此取名为“权充结论的部分”。此部分讨论的两大主题，一是学术路径的选择，二是本研究的结论。作者认为，要做好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在学术方法上，要体现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契合；学术目标上，应该从“求同”向“求异”转换；研究范式上，要以“个案研究”支撑“大叙事”；而学术话语，则应该从“标准概念”向“文化持有者话语”的回归。在此基础上引出本项研究的结论，这就是：　　 第一，文化是一条河。从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文化接触与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各种文化间的接触、交流、建构与发展从未停息。文化接触并不表现为电光火石般的刹那效应，而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只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文化接触，就能处理好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完成民族文化的建构并使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　　 第二，文化不可能“全球化一体化”。破解文化接触与发展的命题，必须给出“功在当代”与“利在千秋”的双赢答案。我们相信，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个性的保护，就像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样，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务须根除文化霸权思想，明确“文化的一体化”不是全球化的题中之义。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全球一体化。“和而不同”的共生样态，不仅是我们追求的人类文化理想，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发展与繁荣的基石。　　 第六部分是本文的“附录”，包括相关地名的白族语国际音标注音及意义表、凤羽街的空间分布图、重要碑刻录文、历代名人吟咏凤羽的诗文等等。这部分材料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本文的完整性，还可能对未来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当然，文本的最后是“参考文献”，涉及到方志、著作、论文、报告、家谱及论文集等类别，涵盖作者所能收集到的古今中外与本研究相关的大部分已有文献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