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于第七章中专章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并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首次在第1232引入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民法典》将生态环境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化,通过最严格的制度维护生态环境美好、维护生态利益不受破坏,是对提升公众环境意识与生态文明理念、大力惩治污染环境行为等现实问题以及相关政策的积极回应,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民法典》1232条作为原则性规定,还面临着适用诉讼范围不清、适用条件模糊、赔偿金标准不明、管理制度缺失等问题。2022年1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尽管对上述制度的适用范围、请求权主体资格进行了确认,但理论届的争议仍然存在,其规定的合理性、正当性还应回归到制度理论层面进行探讨。对于该解释第九条、第十条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基数与倍数模式,笔者认为应当作出限制即仅适用于环境私益诉讼,而环境公益诉讼中责任承担方式、赔偿金的计算基数与倍数设置还须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具体来说:本文通过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梳理《民法典》中有关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及其内部体系关系,并结合环境公益诉讼实务案例,厘清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涵盖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三大诉讼,并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公益诉讼中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赔偿金数额计算模式的确定、相关责任竞合时的处理方式、金额归属与管理等配套制度的建立提出更具有实践价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