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汉信仰是佛教三大信仰体系之一,是早期佛教和小乘佛教的信仰核心。汉译《阿含经》是记录佛陀及其弟子言教最早的北传经典,其中,《杂阿含经》因作为佛法的母体其地位尤为重要。从教义教理以及教制教史两个方面考察汉译《杂阿含经》中的阿罗汉,不仅是认识阿罗汉信仰整体发展历史的基础,也是把握早期佛教特性的关键。《杂阿含经》五十卷是刘宋年间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在南京翻译的。那时的中国佛教,大小乘同时从印度向中国传播,它们之间既彼此争锋,又相互浸润,《杂阿含经》在这种背景下的输入,为印度早期佛教在中国的流行提供了重要的经典支撑,也增添了丰富的理论基础。《杂阿含经》中以阿罗汉为旗帜的佛教思想与修行法门对中国当时的佛教产生重要影响,烦恼与涅槃、僧团与圣僧等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元素。中国的罗汉信仰是伴随佛教由域外输入的一种信仰形态,其一开始就表现出异于域外的本土特色,这种特色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信仰需求有关。在大乘佛教占据主流的中土,罗汉信仰之所以能够与佛信仰和菩萨信仰并立存在与它复合了圣徒传、神异僧信仰和祖师崇拜有紧密关联。而这又与佛陀去世后印度佛教的流变及西域特别是宾佛教的发展密不可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禅学的传播及其实践的盛行促进了中国罗汉信仰的普及与开展。作为神异僧信仰的宾头卢信仰和迥异于佛菩萨个体信仰的罗汉团体信仰成为中国罗汉信仰的两种基本模式,这两种模式奠定了中国罗汉信仰的后期繁荣和风格演变。世界三大宗教对于人以及人生活的世界基本都持否定的态度,这在佛教中表现尤甚。人被烦恼束缚着不断造业,流转生死不得解脱,佛教认为,轮回就是无穷无尽的受苦。因此,佛教所追求的解脱境界是无生、寂灭、彻底自由的涅槃。而要想跳脱三界,就得断除牵引我们作业流转的烦恼。《杂阿含经》中对烦恼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分类和从不同角度的阐释。所谓烦恼就是障碍解脱、不趣涅槃的一切负面的情绪、感受、认识等,烦恼的产生表面看来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原因,可是在佛教看来,从本质上讲还是精神的原因,是心出了问题。因此,对治烦恼不是靠改革社会和折磨肉体,而是依凭精神修炼。早期佛教的解脱按照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种果位,分别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罗汉。从初果须陀洹开始,脱离凡夫而成为圣者,最终的解脱成为必然,只待时机而已。因此,由凡夫而得须陀洹是佛教修道体系初步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对“我见”的破除,所以须陀洹又叫“见道”。三果阿那含的地位已经非常高,因为死后不再生到欲界而直接在色界天或无色界天般涅槃,所以经典中有将其称为有余涅槃的记载。与大乘佛教只能在人间成佛不同,早期佛教追求的涅槃是可以在天上获得的。阿罗汉的证得是解脱目标的实现,早期佛教的终极关怀止于阿罗汉,阿罗汉就是涅槃。关于无余涅槃,佛陀反对从有无的角度进行思量,对于佛陀或者阿罗汉死后是有是无的问题,佛陀持“无记”的态度。后期佛教的涅槃观以及佛身观在此基础上有了全新的发展。以佛陀为根本导师的早期教团,内部关系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下,约束个人的戒律和作为组织管理的规制必不可少。僧团的壮大发展必然引起外道的不满和挑战,佛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积极回应是它得以立足的前提。整体上看,佛教对待外道的态度是温和、开放的。有一些阿罗汉及其弟子偏爱闲静独居、寡欲清修的阿练若行等头陀行,游离于僧团内外,佛陀对此的态度是重实质而轻形式。佛陀有四大弟子在僧团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分别是舍利弗和目犍连、大迦叶和阿难。《杂阿含经》中的舍利弗地位非常突出,不仅大智第一,善于说法,而且禅定功夫高深,得到佛陀的赞叹。此外,他还非常注重僧团的管理和各项规制的完善等。可以说,舍利弗是教团中地位仅次于佛陀的领袖级人物。然而,舍利弗先佛涅槃,佛陀入灭后有关僧团领导权的问题日渐突出,终成为大迦叶和阿难矛盾的焦点。在《杂阿含经》中,有反应大迦叶和阿难分歧的几部经典,这几部经典塑造的大迦叶是冷漠、严厉的,而阿难的形象则谦和忍耐、富于同情心。经过旁采其它经典并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人的冲突并不是性格不合那么简单,背后反映了以阿难为代表的释迦族掌握的核心教团和以大迦叶为代表的外围教团有关领导权的争夺。斗争的最终结局是大迦叶稍占上风并对阿难做出让步。在佛教的早期发展中,释迦族影响巨大,从出身释迦族的阿罗汉这一角度可以管窥一二。阿难、难陀、提婆达多、罗睺罗、摩诃波阁波提等,对于佛教都从不同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从族姓家庭视野下来考察早期佛教是很有必要的。早期佛教与家庭的复杂关系反映了追求出世的佛教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真实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