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明朝,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至万历四十六(1618)年,明廷与后金在辽东展开争夺,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之役以明廷的溃败告终,这也是明清易代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茅元仪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撰成《武备志》,并于天启元年(1621)梓刻成书,企图通过著书立说挽救明廷危亡。《武备志》全书共240卷,为目184,为言200余万,分为兵决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是明末最为重要的一部兵学著作。本文以《武备志》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对《武备志》展开研究,按照《武备志》成书研究——内容研究——海外影响研究这一基本的脉络展开。第一、二两章围绕《武备志》成书这一主题,从《武备志》的作者,成书时代、内容构成、版本流变,辑录书籍研究五个方向展开。对于《武备志》作者茅元仪的研究,着重于茅元仪亲缘关系的考察和茅元仪年表的制作两个方面,这也是区别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地方;对《武备志》成书时代的研究,着力于从明末屯田毁损的角度展开探讨,考察《武备志》成书时代背景;对《武备志》内容构成的研究,从构成《武备志》的五部分内容出发,分析各部分在《武备志》中的比重,从而凸显《武备志》编纂的重心,也为第三、第四两章的研究提供支持;对《武备志》版本流变状况的研究,重点比较了《武备志》6个主要版本的异同之处;对《武备志》辑录书籍的考察是本文的又一个研究重点,在第二章当中按照《武备志》辑录书籍的时代顺序作“《武备志》辑录书目列表”,并对该表进行分析,考察各时代书籍在该表中所占的比重,通过分析可知明代书籍是《武备志》征引最多的书籍,最后又从词频的角度出发,考察《武备志》征引最多的人物和书籍,根据这一考察可知《武备志》征引最多的是戚继光及其著述。第三、第四两章就《武备志》中最为重要的两部分内容展开研究,这两部分内容分别是《武备志》所录火器部分和户口赋役部分。其中第三章对《武备志》所收录的火器进行研究,首先考察这些火器的类别;继而结合对万历末年明代军队中常备火器考察,对《武备志》所收录火器展开分析,可知《武备志》所载的191种火器当中,仅20余种为万历末年明军中常备火器,其余则多属奇技淫巧之类,无益实用,而佛郎机则是明末军中最为重要的火器之一;依据《武备志》以及同时代文献对于佛郎机的记载,并结合现存明代实物佛郎机的参数,探讨明代佛郎机的核心技术特征,指出明代佛郎机包含三大技术特征:一子母铳结构,二母铳铳长不超过六尺,三子铳长径比多小于10;而佛郎机在明代的发展和没落,则是伴随着鸟铳、红夷炮的引入,嘉靖末年(1568年左右),轻型佛郎机被鸟铳所取代;崇祯初年(1628年左右),重型佛郎机被红夷炮所取代,自此佛郎机退出了历史舞台。第四章则围绕《武备志》所录明代屯田户口赋役数额展开研究,首先在第一章《武备志》成书的时代背景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对明末屯田数额变动的状况进行考察;继而通过对《武备志》所录明代户口赋役数额的分析,考察明代户口与赋役的关系,采用尽可能多的定量分析的方法,围绕“户”“口”“田”究竟哪一个是作为明代税收的基本单位问题展开,最终考证出“户”是明代赋役征收的基本单位;在以“户”作为赋役征收的基本单位的基础上,以“口户比”为核心参数,考察明代赋役的地域不均衡状况。然本章内容仅是笔者依据《武备志》所录明代户口赋役数额,展开的研究和分析,其结论或许有所偏颇,须待深入研究,和方家指正。第五、第六两章则是《武备志》的海外影响研究,围绕《武备志》东传日本这一主题,在第五章当中,首先考察了明清之际存在的“兵书入日的潮流”,《武备志》正是在这一潮流中东传日本;继而围绕《武备志》入日,通过对《西湖二集》中一段新史料的发掘,考订出《武备志》东传日本的时间当在1628-1631年间,通过走私贸易的途径,由江浙沿海,经琉球,至萨摩藩进入日本;考察《武备志》在日本的刊印状况,及日刊本《武备志》的回流;进一步探讨《武备志》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所产生的影响。第六章通过中日两部“武备志”的比较研究,探讨作为日本“武备志”的《海国兵谈》与《武备志》之间的关联与差异,这些差异包括对边防和海防认知的差异,对西洋火器的不同态度,对倭寇的不同认识,以及不同的富国强兵策,而造成这些巨大差异的深层原因则是明清中日两国“陆国”认知与“海国”认知的不同。第七章则是对前六章内容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