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在“男任耕，女任织”所组成的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经济形态下，农业一直被认为是本业而存在，而与之相对的商业被视为末业，并加以限制，同时脱离土地而生活的商人，被认为是四民之末。伴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迫于生计选择出卖自身劳动力，成为雇工，其中一部分进入商业领域，他们遍布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角落，数量和规模日益巨大。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遭受着经济剥削，并忍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迫与歧视，社会地位低下。　　16到18世纪，参与晋商经济活动的伙计的出现，使传统的雇佣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伙计制和顶身股制的创立，改变了伙计身份及社会地位，并呈现出一种新的合作方式:由传统的东家和伙计的雇佣关系转变为事业合作伙伴。这种转变折射出伙计与传统雇工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属性，挑战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儒教伦理中崇本抑末、四民分业的传统文化，体现了16到18世纪儒教伦理的转向及其所孕育的“士商异业而同道”、“农末皆本”以及“良贾何负闳儒”的商业伦理，以及契约关系的出现表明个人意识觉醒，个人的社会价值得到了肯定，不再被身份牢牢束缚，然而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商业伦理业没有得以构建，商业资本依旧难以扩大，中国社会只是迈出近代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