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赌协议”效力认定的司法态度不断改变,“对赌协议”效力的认定对于衡平投融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以及规范市场交易秩序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赌协议”及其正当性。“对赌协议”符合合同法的定义,按照合同法对射幸合同的规定,应当与具有射幸性的赌博合同相区分。从主体上看,“对赌协议”投融资双方权利义务对等,遵循等价有偿原则。从内容看,协议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对赌协议”具有正当合法性。~1第二部分,“对赌协议”的司法经验。从“海富案”到“华工案”最终认定投资者与目标公司达成的“对赌协议”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有效性。但应当正确区分对赌协议的效力与可履行性的关系,避免人民法院在对赌协议并无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以履行对赌协议可能导致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侵害为由直接判定对赌协议无效。第三部分,“对赌协议”的效力实现。在“对赌协议”有效的前提下,如何实际履行能够平衡投融资双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权益,符合资本维持原则。《九民纪要》沿用了“华工案”的部分观点,但针对目标公司回购股权,判断目标公司是否完成减资程序的标准有一定不合理之处,应当以“实际履行的条件是否成就”作为认定标准。其次,《九民纪要》规定以利润“补偿”投资方的条款,较为模糊,有待商榷。从兼顾股东权利与合同权利的角度,在特定条件下认定为“目标公司在向各个股东利润分配之前将可分配利润用于对作为债权人的投资方的金钱补偿”更为合理。第四部分,“对赌协议”效力认定的路径完善。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对赌协议”有效的前提,应当完善“对赌协议”的法律规范,避免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规范效力认定以及实际履行可行性的裁判原则,并从“对赌协议”的合同设定以及如何有效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中来回穿梭,审视过往案例与最新司法精神之间的承继关系,在认定“对赌协议”效力的同时,针对《九民纪要》有待商榷之处进行了研究讨论,明确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减资程序原则上应当以实际履行条件是否成就为标准进行审查,不应对公司或其权力机构作出强制性减少注册资本的要求。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以现有的相关案例总结分析,对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效力认定情形缺乏考虑。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有关“对赌协议”效力认定及实现,可能存在其他的认定标准与适用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