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权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儒家的经权伦理思想,更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间断。汉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董仲舒的经权思想就是在继承先秦孔孟荀的经权思想基础上创新发展而来的。在经权关系上,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力求在普遍的道德原则(经)与具体的道德行为(权)之间保持适当理论张力的真精神,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活力的原因之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董仲舒与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在经权思想上,有着共同的思维向度:经制约权,权从属于经,经居于更为主导、根本的方面,这无疑为宋明理学走向权威主义独断论创造了理论依据和极大可能性。董仲舒的经权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常与变。通过回应和辩解《春秋》发难者对司马子反专政轻君历史事件的三个设问,董仲舒得出了一个很有辩证法意义的结论:“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第二,经与权。董仲舒借《春秋》中所载的逄丑父和祭仲这两件事来阐发自己的经权思想,一方面反对固守经学教条,主张行权;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以行权为借口离经叛道。为了限制权的过多膨胀,走向威胁经的反面,同时他又规定了一些行权的条件限制,把“荣”、“义”、“正”规定为在特殊情况下行权的标准和前提条件。第三,经礼与变礼。经权关系推广到人伦生活世界就有了经礼和变礼的区分。董仲舒并进一步对经礼和变礼做了定义,“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变礼虽然被允许,但不能过分膨胀。所以,董仲舒又为权变设定了严格的活动范围,“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第四,阳经与阴权。董仲舒不但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经与权,就是自然界也有经与权的问题,“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他并进一步把阳、德、经相比附,把阴、刑、权相对应。最后,他由此得出了天“贵阳而贱阴”、“大德而小刑”、“先经而后权”的普遍性结论。这些现在看来非常荒谬的“天人合类”的神学理论,但在当时,却为有效的实现董仲舒要在确立经的权威地位的同时,还要为权保留一席合法地位的真实目的,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尽管董仲舒的经权思想是服务于他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其经权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既强调经、常,又重视权、变;在坚持经、常的基础上,行权适变;唯变则通,通了然后才能够久。由权变思想打造出了中国人无执的哲学气质。儒家反对坚执,主张无适、无莫,这正是一种无执的气质。这也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基本思想路线最直接的传统根源。权、变对经、常的突破与挑战,塑造出中国人既注重原则性又强调灵活性的思维方法和行为范式。经权思想与西方的境遇伦理学有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域,都涉及人们的道德选择问题。权变就是人们在道德两难时的道德选择问题,所以正确理解和对待权变,是人们进行正确的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前提。所谓权变,就是人们在特殊情境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利益损失,或者为了维打更大的道德价值,对自己所认可的某项道德规则所采取的暂时性的违背行为。权变具有多方面的特征。权变发生的境遇可概括为不必要牺牲型境遇和规则冲突型境遇两种,相应地,权变也可分为不必要牺牲型权变和规则冲突型权变两种。对待权变,既要承认其必要性、合理性,也要有批判和审慎的态度。所以,我们应建立正确的经权观:权不离经,经不离权。经是相对恒常不变的,离权之经走向极端就会陷入绝对主义的泥淖中变得腐朽僵化,必然导致独断论;如若只见权之用而无视经之本,离经之权则必然会滑向相对主义深渊,使思想行为失去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