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连绵、人员四处流亡,导致贵阳一地时常出现较为严重的瘟疫。国民政府为拱卫陪都重庆,对西南大后方——贵州的卫生建设日渐重视,贵阳卫生防疫事业也初步发展起来。1938年贵阳卫生事务所成立,标志着全市卫生防疫工作有了统一的管理机构,该机构后更名为贵阳市卫生局,从1938到1945年对贵州疫病情况进行了统一管理及记录。在国民政府主导下,贵阳新生活促进会也积极开展了防疫抗疫活动。同时,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在贵阳也主动投身卫生救援及物质募集、防疫宣传。正是政府治理与民间社会力量的有机组合,共同为抗战全面爆发后贵阳严峻的疫病处置构建起相对有效的防疫体系。笔者一方面从大量民国档案、政府报告中述清1938—1945年贵阳疫情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也从社会史的角度尝试论述这一时期贵阳主要的民间社会力量是如何被动员、并积极参与到防疫抗疫工作的过程和作用。通过研究发现,战时贵阳的防疫工作尽管存在着一定缺陷与不足。但是,仍创造出了独有的贵阳防疫经验,体现出个人参与、团体协作的特征。正是这些民间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贵阳的防疫事业当中,与国民政府共同为贵阳构建起了一道防疫屏障。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战时医护人员,内迁贵阳的医学院师生成为了防疫抗疫的重要力量,贵阳市商会、华洋义赈会发挥了动员地方社会和个人力量积极赈灾的作用,而中医防治也成为防治传染病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相对分散的社会力量通过有效的组织动员,防疫观念得以转变,防疫意识得以增强,救治情况也得以改善。通过对抗战时期贵阳防疫工作展开研究,为新形势下我国防疫工作中如何有效进行社会动员提供了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