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是文革时期八大样板戏之中知名度较高的一个。自问世以来，深受大家喜爱。在最辉煌的时候，它以多种形式在人民大众之间传播，如电影、钢琴伴奏曲、京剧、其它剧种形式、剧本、各种连环画、明信片等。自1966年首次被译成英文并出版以来，外文出版社又再版过几次。受当时社会文化环境大背景的影响，《红灯记》的政治意识形态浓厚。　　 作为操控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勒菲费尔提出了操控理论。他认为不应该把文学翻译仅仅看作是语词转换或是引进新的文学形式，翻译还应该研究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译者，如何决定译者的策略等问题。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涉及翻译选材、具体策略选择甚至是译本的接受等方面。翻译之所以不能完全展示原作的面貌，是因为始终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红灯记》创作于文革年代，因此不可避免的带有很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译者在将《红灯记》译为英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译语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带入翻译中。　　 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文革期间八大样板戏之一——《红灯记》的几个不同英译版本为研究对象，从操控理论的三个子系统出发，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入三方面，分析并挖掘其中的操控现象，说明译者在向西方读者翻译介绍《红灯记》的过程中对文本有一定的操控，并且梳理出《红灯记》英译本的对外传播过程及形式，从而对<红灯记》的译介做一个系统研究，填补一下如今国内外对样板戏翻译研究过少这一空白。本文力图为操控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期引起研究者对样板戏翻译这一特殊文体翻译的重视。　　 本文以1972年英文版《红灯记的故事》及1972年版英文京剧剧本《红灯记》作为个案，试图从译者的翻译策略背后找出具体的操控因素。首先，从文革背景出发，分析社会文化因素对《红灯记》翻译产生的影响;其次，从译者的个体性出发，分析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影响。然后，分析诗学方面及赞助人方面对《红灯记》英译本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红灯记》的英译过程中，译者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向西方译介《红灯记》的目的在于让西方读者了解新中国，体现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对不同阶级的态度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顽强抗争。因此翻译基本完全将中文版本中的《红灯记》内容及语言风格再现到英文版本中。但同时译者出于某些考虑，又将其中一些完全空洞，太过意识形态化的语句在翻译时进行弱化或甚至省略不译，以期令西方读者读来更自然。本文拓宽了其适用范围，认为样板戏翻译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