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通过/否决”模式的审计报告因其高度程序化的特征,阻碍了注册会计师和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对报告使用者来说,几乎没有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也无法实现降低公司管理层和报告使用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目的。自2013年以来,英国财报理事会、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先后修订并发布了新审计准则,要求审计师披露重大错报风险相关的信息或其他类似的关键审计事项。在我国,财政部也于2016年底颁布《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本文简称“1504号审计准则”）。1504号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基于职业判断,通过与治理层沟通,选择审计中其认为需要提醒信息使用者关注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事项,作为关键审计事项进行披露。此外,注册会计师应对措施也需同时披露。该准则分批实施:A+H股、H股上市公司从2017年1月1日起执行;其他上市公司2018年1月1日开始执行。此次审计准则的修订和审计报告内容的扩大意在提高其信息价值相关性,使审计工作更具透明性,审计报告内容更具信息性、独特性,从而增强报告使用者对公司财务信息的信心,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资本市场健康运行。当前,关于关键审计事项的研究,主要专注于对诸如投资者、银行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和审计师的影响。然而,上市公司作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客体,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那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是否会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的行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呢?基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目的,本文以上市公司融资问题为研究对象,在总结近三年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现状的基础上,首先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会计信息质量、公司治理水平和产权性质,以及审计师特征等五个方面系统研究了影响该事项披露的因素;其次,以“上市公司融资成本—融资约束—现金持有水平”为逻辑主线,研究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是否会通过缓解上市公司“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最终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再次,本文研究了这种影响会发生在什么类型的上市公司以及是如何产生的。进一步地,本文分别从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披露内容及其披露类别等方面,来深入研究关键审计事项的文本内容对上市公司融资以及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最后,在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关键审计事项的准则制定者、实施者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研究结论如下:（1）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产生的影响不同。具体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越好、财务风险越小、产权归属国有以及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越少;而当上市公司处于亏损状态、被证交所问询,则披露数量越多;当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产权归属国有以及审计师的任期越长,且来自国际四大时,审计师的应对措施越少;而当上市公司处于亏损、被证交所问询、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以及审计师的行业专长较强时,审计师的应对措施越多;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产权归属国有以及审计师的任期较长时,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较为简略;而当上市公司处于亏损、被证交所问询、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以及审计师的行业专长较强,且来自国际四大时,则该事项描述越详细;当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产权归属国有及审计师的任期较长,且来自国际四大时,审计师的审计应对措施较为简略;而当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较高、被证交所问询、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以及审计师的行业专长较强时,其应对措施越详细。（2）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而且当上市公司的信息环境差、财务风险高、融资约束大以及为中小企业时,这种降低效应最明显。同时,与并购重组、重大资产交易和控制权问题相关的公司层面关键审计事项,会显著降低债务融资成本,而与资产处置、期间费用相关的账户层面关键审计事项会增加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在控制审计师需要对该类事项做出积极的结论性评价后,与抵押资产相关的关键审计事项会增加债务融资成本。此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数量越多、披露越充分、审计师应对措施越详细,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越多。（3）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也能进一步缓解融资约束程度,且这一缓解效应在信息环境较差的上市公司中更明显;同时,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主要降低了上市年限较短、行业竞争程度较大和财务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发现,有关资产处置、期间费用、政府补助、投资收益以及股权变动、债务重组的关键审计事项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而有关折旧与摊销、收入确认的关键审计事项会降低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最后,关键审计事项和审计师应对措施描述越详细,提供的信息越多,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降低越明显。（4）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最终也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这个降低效应在有内部控制缺陷、盈余管理程度较高以及总资产周转率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更明显;同时,当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较小、董监高薪酬较低和股东会会议次数较少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现金持有水平的降低效应更明显。进一步地,账户层面中的资产减值损失和成本计量类关键审计事项与公司层面中的企业合并和并购重组类关键审计事项会使得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而有关负债的确认和计量、政府补助、收入确认、账户层面的其他事项和债务重组的关键审计事项会增加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最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越多,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降低效应越明显;但关键审计事项和审计师应对措施的详细程度则对其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与贡献在于:（1）本文以1504号审计准则为研究背景,基于融资相关理论,建立了关键审计事项信息的外部决策有用性和对上市公司内部管理治理有效性的分析框架,丰富了审计制度理论;同时,将融资相关理论与风险信息披露相关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审计信息,进一步丰富了审计信息理论,为深入理解该项审计准则的制定内涵和制定宗旨提供理论依据;（2）本文从关键审计事项对上市公司融资影响的视角出发,提出“上市公司融资成本—融资约束—现金持有水平”的逻辑链条,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不仅揭示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信息不对称缓解效应”,还发现了该事项披露的“信息治理效应”,丰富了关键审计事项影响效应研究,也扩充了信息披露机制对上市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为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供理论与经验;（3）本文既考察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现状,又检验该事项的影响因素及其信息后果,从微观证据窥探宏观政策实施效果,同时反观现存问题,为进一步深化审计报告改革、修订和完善1504号审计准则提供政策启示,为指导审计师在实务中高效执行该审计准则、优化审计信息披露提供理论依据。（4）本文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多元回归方法,针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特点,还加入了特有的文本分析方法,为深入考察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和信息作用提供了切实可靠的经验证据。同时,在此研究结论基础上,发现了当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