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是信息化时代城市发展的新形态与新趋势,城市作为要素、企业、产业的载体,其系统的配置与组织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把脉智慧城市对我国发展至关重要。同时我国制造业一直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中央政府一直提倡“去产能”、“提升产业结构,推进供给侧改革”,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融合产生新用途与新业态,通过原料产品供应智能配置、生产消费数据智能处理、产品个性化定制、智能物流等方式将大大推进制造业智能化进程,进而改变制造业集聚形式、重塑新时代制造业空间分布。因此,在智能化制造的初期阶段,厘清智慧城市这一重要政策对于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发现存在的问题,可以更好地“掌舵”智慧城市发展以及制造业集聚方向。本文利用工企数据库、百度地图后台数据库、城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构造了尽量外生的指标用以衡量制造业集聚,以便更好的估计智慧城市试点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第一,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效应研究、反事实检验、PSM-DID、随机抽样回归等方法严格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作用于制造业集聚是否符合双重差分模型给定的假设。从相关检验结果来看,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具有自然实验属性,利用双重差分法可以较好的估计出其对制造业集聚的效果,智慧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集聚。第二,智慧城市试点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和信息化水平从而影响制造业空间集聚。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来测度智慧城市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作用机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智慧城市试点显著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水平,但是技术创新存在“专利泡沫”,对制造业存在挤出效应,从而使制造业趋于分散。进一步利用门槛效应模型,本文发现技术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技术创新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呈倒U型,在整体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智慧城市试点带来的技术创新较为高端,技术创新较弱的地区无法提供相应技术转化的配套人才与设施,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使得制造业分散;对于中等创新水平的地区来说,智慧城市试点带来的技术创新可进行有效转化,进一步的知识溢出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对于技术创新水平过高的地区,由于存在智慧城市建设这一新型市场竞争,进而通过增加相关专利以释放专业性信号,造成“专利泡沫”的现象,并且资源错配与主动抑制知识溢出使得地区制造业趋于分散。进一步,利用中部和东部的分样本验证了这一结论。智慧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城市信息化水平,并且信息化水平增强了知识溢出范围,产生市场邻近效应而促进制造业集聚。第三,智慧城市试点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存在异质性。首先,智慧城市试点对不同行业制造业集聚作用存在异质性。智慧城市试点对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高技术含量行业上,对低技术含量行业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其次,智慧城市试点对不同特征城市的制造业集聚作用也存在异质性。智慧城市的建设自然离不开人力、财力的投入,从而城市人力、财力的差异可能将使智慧城市试点效果产生差异。从不同人力层次来看,智慧城市试点对高人力资本城市制造业集聚促进效果较好,而对对低人力资本城市制造业集聚不存在显著效果。从不同财力层次来看,智慧城市试点对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高财力地区高于低财力地区,具体来说,智慧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低金融发展地区、高金融发展地区制造业集聚,且后者的促进效果优于前者;智慧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低财政支出地区、高财政支出地区制造业集聚,且后者效果优于前者。再者,从不同产业结构、城市规模来看,智慧城市试点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现象,即智慧城市试点对制造业集聚的促进效果在低级产业结构城市优于高级产业结构城市、在小规模城市优于大规模城市。最后,本文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智慧城市建设以应用为导向进行开发,提高“智慧创新”水平;二是要加强专项人才培养,注入“智慧资金”;三是要结合城市发展特征,有序推进智慧建设;四是要发展创新城市模式,“治疗”城市“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