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本逻辑为核心,马克思开辟了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经济学话语。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预设了现代性的逻辑,构成了现代性最内在的生成基础。资本逻辑推动现代性发展的同时,又造成了现代性的悖论。现代性的悖论表现为“创造性的破坏”。资本解放了现代性的潜能,但又破坏了现代性的秩序,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病理学研究,即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顽疾、症状、病因和结局的诊断和预测。马克思的结论是,利用资本本身扬弃资本,就是现代性的根本出路。当代中国现代性的一大特色,就是对资本的再利用和发展。资本的“在场”给当代中国现代性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由于资本逻辑和效率逻辑的合谋、资本逻辑和消费逻辑的合谋、资本逻辑和文化逻辑的合谋,当代中国又面临着社会的现代性困境、环境的现代性困境和人的现代性困境。为摆脱现代性的三大困境,必须回到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并从中得到有益启示。第一,当代中国在利用和发展资本的同时,必须有效地控制和驾驭资本。第二,必须将权力逻辑置换为权为民所用逻辑。第三,必须扬弃资本逻辑,实现资本逻辑的根本置换。具体说来,就是将资本-效率逻辑置换为公正逻辑,将资本-消费逻辑置换为生态逻辑,将资本-文化逻辑置换为人本逻辑。只有实现了以上四个逻辑的置换,才能真正消解中国现代性困境,为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态和人的现代性建构提供更合理的发展思路和实践指导。